南通解放之初城市经济的恢复

南通解放之初城市经济的恢复
王  昀
 
1949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五），华中九分区部队由东门吊桥进入南通城。华中九分区副司令员彭寿生率警卫排登上位于市中心的钟楼，将一面鲜艳的红旗升上钟楼顶端的旗杆上，除当时归苏皖九行署管辖的崇明县外，南通地区全境宣告解放。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北军区南通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在南通城成立，并发布了第一号布告，宣布对“西自唐家闸、天生港，东至陆洪闸、狼山，北自北土山，南至长江边之南通市区及海门之茅镇、三厂、青龙港”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设军事、市政、宣传、工商、公用事业五部和党群工作委员会，金逊、陈世魁分别担任工商部部长、副部长。同日，中共华中九地委、苏皖边区第九行政区专员公署、中共南通城工委等入城办公。2月4日，华中行政办事处“决定划唐家闸、天生港、南通城、陆洪闸、狼山一带地区，为南通市，并任命叶胥朝为市长，邹强为副市长。”南通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于当日成立，隶属苏皖边区第九行政区专员公署领导。5月，华中九地委改为中共南通区地方委员会，苏皖九专署改为苏北南通行政区专员公署，华中第九分军分区改为苏北军区南通军分区。
1949年2月至9月，在地委、专署的领导下，南通市委、市政府、军管会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将工作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在全面接管城市、稳定社会秩序、组织渡江支前、抓好救灾度荒、发展社会事业的同时，着重抓了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古老的南通城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扶助工业企业  恢复工业生产
解放前夕的南通城在国民党统治下，经济运行受到严重破坏。当时，南通市的工厂有大生一、副两纺织厂，大生电厂，广生油厂，复新面厂，新农纱厂，通隧火柴厂，通成纸厂，示范、协泰、试验等三个布厂，工场作坊有机器修理翻砂工场23家、机米油坊20家、印刷所14家、皮革制造13家，包括公用事业等，全城职工约25000人左右。南通城是国民党军队在苏北最后放弃的一个城市， 由于是有计划的撤逃，事先已作准备，档案、资财几乎大部搬空，甚至工厂、学校也想搬走或予破坏。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唐闸的大生一厂、复新面厂、广生油厂，天生港的大生电厂等工厂组织了护厂工人纠察队，使工厂未再遭损失。
这些工厂、工场作坊在南通城解放之初，多数停工，有的工厂厂主和管理人员出走。新解放的南通城，在接管工作基本结束后，首要问题就是复工复业，推动生产。这是广大工人和市民的迫切要求。市政府和军管会四管其下：一是开展广泛宣传动员，对工人阶级进行形势的、阶级的、生产的宣传教育。二是派了几十个干部到各个厂去向工人、职员，向厂方开展工作，力求从速复工。三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复工委员会或临时工人代表会或工会筹委会，推动尽快复工。大生一厂、副厂、电厂、油厂、面厂、火柴厂等工厂的工人，都初步进行了组织，由复工委员会或临时工人代表会，而至各厂工会筹委会，下面各车间成立工人小组，每组有组代表，工人约8000人左右。四是保持生产动力，在敌机、敌舰威胁下，电厂始终没有停电。
南通城各工厂陆续复工。据1949年3月《中共南通市委关于解放四十天来工作的总结》，“大生一、八纱厂，在解放后的八天（二月十日）即行复工，接着面厂、油厂、兴隆纱厂、天生港［通隧］火柴厂以及城内各个铁厂、布厂、机米厂、各大小工厂，都次勤［第］的复了工。”
复工不易，坚持和发展更难。当时，人民解放军尚未渡江，上海和苏南诸城市尚未解放，由于城市消费力减弱，农村购买力未提高，更由于美蒋的封锁，增添了原料及销路的困难，各行业基本上是下降的。如大生纺织厂就有困难，首先是大生厂的原料，要倚靠美国、印度，大生厂出产的成品纱布，很多是销南洋的；广生油厂，棉饼有很多是销日本西欧；农村土布则销南洋；农村出产的薄荷油猪鬃也靠出口。燃料也有困难，主要的是煤的问题，徐州贾汪的煤产量，一天只有一千多吨，除掉供给徐州、陇海、津浦两铁路的用煤外所剩不多，蚌埠附近淮南的煤，因为大船不能行过淮河口，希望就不大。由于一些资本家对共产党的工商政策有疑虑，弃厂出走，管理层出现断层。劳资纠纷很多，工人群众因物价飞涨，生活困难，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各厂原有的工资制度是以底薪乘物价倍数，过去工人的底薪是每天六角到二元左右，再照物价上涨倍数计算，但过去算出来的倍数跟不上物价，又不能按时发给工人，总要拖上十天八天，在伪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工人所得的实际工资很吃亏，工人生活也就没有保障。也有资方提出过分苛刻的条件，要求紧缩营业范围，要求解雇，降低工人生活待遇。妥善处理劳资关系，是工厂持续稳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市政府和军管会多次召开工商业者座谈会，派出工作组深入大生电厂、大生纺织一、副、三厂，反复宣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打消资方顾虑，稳定职工思想，一些资方人士陆续回到南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生企业集团第一公司经理张敬礼，他是20世纪初期的民族实业家、大生企业集团创始人张謇之侄，在南通解放前夕离开南通，去上海大生沪所居住。南通解放后，张敬礼少年时期的同学、南通专署副专员兼南通市副市长邹强写信给他，希望他回南通恢复生产。张敬礼被信中叙述的旧情、友谊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动了，在离开工厂数月后回到南通。在党政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继续挑起董事兼经理的担子。他回厂主持厂务，并邀请职工代表开会，提出克服当前困难临时办法。在张敬礼离厂期间，中共南通城市工作委员会职工部委派工作组进驻大生一厂，开展群众工作。南通军管会委派工作组进驻大生一公司（一厂、副厂、电厂）、三公司（三厂），帮助厂方恢复生产。当张敬礼回厂之后，市各工作组立即撤回，表示了对企业主管理权的尊重。对复工后工人的工资待遇，各工厂按照军管会的意见，以劳资双方协议的方式来决定工资。在没有协议前，先用支借照价折成实物办法作为过渡。各工厂的工人们经过学习，一般都能认清胜利形势下的困难及其根源，加强了劳资两利的政策思想，建立了忍受困难克服困难的决心。一、副、电厂经过半个月酝酿，搞通思想，自愿降低收入，工资改为拆实计算。
市政府切实解决企业缺少资金、原料、燃料等实际问题。当时最困难的是全市动力、电厂的燃料问题。市政府派出干部协助电厂北去采购。在军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上级政府给电厂调拨船只500艘，以供运煤之用。国营江海贸易公司（以下简称江海公司，1949年6月1日更名为苏北贸易公司南通支公司）垫资收购代用燃料（棉饼）42.5万公斤，供电厂发电。同时，南通市党政军机关带头节约，除正面大街外，一度暂停灯用供电。江海公司采取以花換纱的办法，一面组织力量到皖北、河南等老解放区动员农民出售余棉，再贷给大生各厂恢复生产；一面帮助工厂将棉纱推销给广大织户，恢复和发展土布。1949年5月和8月，先后贷给大生一、副、三厂皮棉75万公斤，在其产品滞销、资金运转困难时，以现款或粮食收购细布3000匹、棉纱400件。江海公司给通燧火柴厂贷款5000万元（华中币），为其解决赤磷、白药等原料2 940公斤，订货3亿元（华中币），协助推销产品6000余听；对广生油厂、通城纸厂、新隆纱厂都曾收购其产品，解决其销路与资金困难，但以产品质量问题不少产品难以脱手，影响了贸易公司资金的周转；对示范、约泰两布厂，也定购大批面袋布及中机布。江海公司对分散的以织布为生计的织户，采取以纱換布的方式收回机织布，䃼给工缴费。公司对城郊织户生产的土布先后定织纱帐布10.5万匹、中机布2.4万匹，并直接供给织户棉纱4.48万包。由于工人政治水平的提高，福利事业的部分解决，生产情绪高涨，生产效率有所提高，增产节约逐步展开。复新面粉厂工人修理机器，15天完成了40天的工作。示范布厂平均每台机增产35%。大生一厂翻砂间钱金松等17个工人改造熔铁技术，获得成功，将一炉铁的容量从2400斤增加到3200斤，燃料从焦炭700斤、木炭50斤下降为焦炭550斤、木炭24斤，时间从2个小时压缩到1小时40分钟。这样，熔一炉铁要节省华中币480万元。大生副厂工人改造纬纱车，增产了一倍。广生油厂也努力节省燃料及润滑油。
    是年5月15日，军管会工商部召开有职工代表、工商业资本家及各行业代表参加的工商业座谈会，工商部副部长陈世魁作关于工商业登记的动员报告，副专员邹强对党的“公私兼顾，劳管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经济政策作了宣传说明。会后，全市进行了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工商登记。通过这次工商登记，摸清了南通市工商业的生产能力、经营特点、活动范围、资金流通等方面的情况，为进一步加强对工商业的指导和市场管理打下了基础。7月5日，军管会又一次召开南通市工商界座谈会，商讨恢复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及建设新南通等问题。工商界人士发展生产的信心大增，相关措施进一步落实。
同月，苏北行署派公方代表参加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董事会，协助张敬礼组织原料，提供贷款，稳定生产，渡过难关。同时，在工厂推行民主改革，大生一厂、副厂明令废除抄身制。9月，专署召开首次工商工作会议，传达苏北行署工商工作会议精神，决定继续深入了解工商情况，稳定工商界情绪，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和指导。
依靠市政府、军管会的坚强领导，经过劳资双方的共同努力，南通的工业企业获得了生机和活力，顺利渡过了难关，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加强财经管理  稳定金融物价
 
财经管理涉及诸多方面，解放之初的南通市人民政府、军管会着重抓了市场、税收、金融、物价等几个方面。
一、推动商店尽快复业。南通城解放后，市政府、军管会在推动工厂尽快复工的同时，做了大量工作，尽快恢复市面买卖。市政府布置下属部门，宣传党的城市工商政策，动员纱庄、布庄、南北货等主要商店首先开门营业。但到2月18日，市面买卖仍未恢复。市政府、军管会分析了原因，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主要关键是伪金圆券的问题。”2月2日，南通城解放当天，军管会工商部调查了本地物价，定出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与华中币的比价为1：55.5，并为照顾实际困难，暂时准许金圆券流通。比价的原则根据新解放区原来的物价，与邻近各解放区的物价，两者相比而定出的比值。原则上为照顾南通的物产能卖出去，南通需要物资能运进来出售，使新老解放区与城乡物资能够交流，因此对农产品的物价可以定得高些，南通的物产如纱布之类可定得低一些……同时介绍各老解放区物价，供各业订价时参考。但是在过年以后，上海物价一跳三倍，比价无法掌握，长江又被敌人封锁，伪金圆券不能去蒋区采购物资，商人也不愿要伪币，不愿开门复业。于是，军管会多方研究，召开各种小型调查会，征求商店、小贩、工人等意见，决定暂时停止金圆券流通，宣布原来比价不适用，重新参考老解放区物价。江海公司带头营业，公布牌价。2月18日，军管会召开各业代表会议，讲清政策，再度动员。在市政府、军管会过细的工作下，2月19日，南通城各商店全部恢复营业。
南通城市面买卖恢复后，市政府对旧商会进行教育改造，争取拥护党的知名人士，促其在恢复商业经营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要求商界转变经营方针，经营有利于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商品。市政府布置经贸部门采用灵活经营方法，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恢复土产经营，调节供求，活跃市场。6月9日，专署为适应新形势，便利南北物资交流，宣布开放沿江各港口。
二、加强税收管理。南通全境解放后，税收工作的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开始，基本上按老解放区的税种征收，同时又沿征了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旧税种。1949年4月15日，九专
署和军管会联合规定：为平衡税务负担，凡新解放城镇未纳税的存货，必须一律向税务机关申请登记，按章纳税。5月28日，根据苏北行政公署电示，南通专署决定：鉴于江南大片地区已获解放，为恢复江北与江南两地间的物资交流，前禁止出口的各种货物一律开禁，免税出口，前禁止进口的货物，除毒品、赌具、反动旗帜外，一律准许进口，并规定自6月1日起取消进口货物税。8月5日，为加强对国家税收的控制，南通区利丰棉业公司奉令撤销，合并成立苏北棉业总公司。
三、加强金融、物价管理。南通解放后，市政府、军管会接管了属于官僚资本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等在南通的分支机构。2月3日，军管会发布金字第一号布告，明令规定华中银行发行的华中币为解放区的合法通货，对金圆券及其辅币，准许暂时按规定比价流通，绝对禁止银元流通及私自买卖。当时，华中币与金圆券的比价为1：55.5。因上海物价飞涨，影响到南通城买卖复业，2月18日，军管会调整华中币与金圆券的比价，并决定暂时停止金圆券流通。为照顾贫苦群众的困难，市政府、军管会决定用收兑的办法使其生活不致马上困难。收兑的对象规定八种对象：一、工人，二、小手工业者，三、苦力，四、车夫，五、生活苦的小商贩，六、教职员，七、店员、学徒，八、生活困难的贫民。同时规定，在5天内，一人只准兑换一次，以3000元为限；收兑的金圆券与华中币比价，照当时本地物价对比，应为1：4，但为照顾贫苦群众的困难，订为1：6。并向群众说明，比价“不可能再增加，因比价太高就等于压低了华中币，会引起物价上升”，且不能达到排除金圆券的目的。对群众遭受损失的，市政府通过发救济粮与小本贷款来补救解决。
为照顾新解放城镇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和贫民生计，华中银行九分行于当月在南通市区(包括郊区)，发放小本商业贷款1.8亿元。
2月中下旬，南通发生解放后第一次物价大波动，米价上涨6倍，棉布上涨3.5倍，其他商品上涨10—30%，20天中南通市物价平均上涨59.6%。这次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南通刚解放，滿目苍荑，市场萧条，物资奇缺，不法商人囤积居奇。九专署、军管会采取果断措施，规定客商不得自由抢购，采购必须通过江海公司；工商部成立采购委员会，从泰州等地调进大米6000担投放市场；同时将大生纱厂30%的棉纱有计划地供应市场，40%的棉纱配给纱庄零售给城郊手工业机织户。这些举措有效地打击了企图操纵市场的投机商贩，市场物价趋于稳定。
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南通支行成立，南通地区一律由华中币改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人民币与华中币的比价为1：100。因人民币运来较少，故两种货币同时流通。直至年底，才陆续将华中币收回，市场上统一流通人民币。同月初，一些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从无锡等地大量收购银元，去上海出售，使银元价格一天上涨两三倍，大米、面粉、纱布等价格也随之上涨。南通地区也受到波及。每石粳米由5000元（旧人民帀，新旧人民帀比价为1：100，下同）上涨到41000元，上涨7.2倍。此为南通解放后第二次物价大波动。南通专署发布布告重申，严禁使用银元或携带银元出入，严厉取缔囤积投机，封闭银元市场，取缔金银买卖；并采取抛售棉纱棉布米粮、调剂物资、紧缩银根等措施；对极少数严重违法犯罪的投机倒把者，依法予以制裁。苏北贸易公司南通支公司粮食部根据市政府指示，向市场抛售米粮4500石，并对城区职工、贫民配售大米1360石，中白米从每石41000元跌到28500元[1]。政府采取的措施有效地平抑了物价，保证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商业的健康发展。
人民银行南通支行成立后，当即开办了整存整取折实储蓄，存款按原华中银行所定利率：1～3个月月息3‰，4～6个月5‰，6个月以上8‰。当时物价波动，货币存、放款利率均以物价升降为变动依据，从本市实际情况出发，参照沪宁线行市制定。同年7月15日，增办零存整取储蓄；7月22日，增办活期储蓄（8月停办）；9月增办整存零付折实储蓄。
南通军管会、人民银行南通支行切实加强对金银的管理。1949年2月3日，军管会发出布告：“绝对禁止银元流通使用及私自买卖”，南通银行据此开展对金银的管理工作。金融管理部门取缔了36家改头换面的地下钱庄。当时，南通市区对黄金收购除有需要时挂牌收兑外，平时概不挂牌，各县也暂停买卖。如群众确有困难要求收兑者，按银楼价稍低收进，但成色不足九成的不收。银元禁止流通，限期收兑，如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一经查获，按苏北分行统一牌价7—8折强制收兑。自1949年3月1日起，银行正式开始收兑金银，黄金牌价每两华中币460万元至540万元，银元每枚华中币2万元至5万元。1949年6月，人民银行南通支行营业部设立专柜开展门市金银收兑业务。6月10日《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后，人民银行南通支行加强银楼管理，取缔金银违法活动。并组成金银饰业管理委员会，推动26家银楼、银摊进行转业。少数转业确有困难的，经银行批准允许登记，按指定地点暂准出售银饰存货和来料加工改制，不得经营金饰品的加工和包金饰品，不准从事金银买卖；并定期向人民银行报送存银统计报表。对发生违反管理规定或暗中从事金银黑市买卖的，一经发现，立即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