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照亮中国革命前行之路

 
遵义会议照亮中国革命前行之路
蒋玉武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遵义会议无疑是一座不朽的丰碑，首先，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当时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果断地纠正了 “左” 倾错误领导，其次，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领导核心，使党和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一、遵义会议前的困境
在遵义会议之前，由于王明 “左” 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被迫进行长征。长征初期，“左” 倾教条主义者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红军人数从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到 3 万余人。中国革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广大干部和战士对错误的军事指挥产生怀疑和不满，这种情绪在湘江战役后达到顶点。同时，党内对于前进方向和战略决策存在激烈争论。
早在第五次反 “围剿” 过程中，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战略性建议，均被 “左” 倾领导者拒绝。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中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一些同志明辨了是非，转变了错误立场，首先争取到了王稼祥的支持，接着又做通了张闻天的工作，张闻天在许多问题上与毛泽东有着相同的看法。
二、遵义会议前期铺垫
黎平会议：1934 年 12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于贵州黎平举行会议。军事顾问李德仍主张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提出到黔东北迎击敌人的计划，而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向黔北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逐渐取得多数同志的拥护，但斗争并未结束。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三、遵义会议主要议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参会人员包括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以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与会者认为这里不便于创建根据地，应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接着，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 “围剿” 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 “围剿” 的主报告，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为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周恩来接着作报告，着重谈了军事问题，检讨了 “三人团” 在战略战术方面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做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李德、博古。随后，张闻天发言，作了反对 “左” 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也作了发言，用三个 “主义” 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即 “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王稼祥发言，提出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认为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 “三人团”。中央军委主席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相继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 “反报告”。
遵义会议批判了 “左” 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在组织上，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四、遵义会议成果
1、决议形成：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2、组织调整: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 “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五、会议后续影响：
1、领导职务的交接：遵义会议决定取消 “三人团”，实际上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直到 1935 年 2 月 5 日前后，当部队行进到鸡鸣三省（位于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处）一带，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让张闻天代替博古职务，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2、新的军事指挥小组成立：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1935 年 3 月 4 日，中央军委决定 “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1935 年 3 月 11 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六、伟大征程上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转变的重要转折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照搬照抄共产国际决议和外国经验，导致中国革命经受许多挫折。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在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后，我们党才真正实现了从教条主义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转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显示出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领导才能，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新生。红军相继攻克娄山关、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等，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从长征前濒临失败的险境中转危为安，带领中国人民克服无数艰难险阻，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遵义会议所体现出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遵义会议虽然已经过去了九十年，回顾历史，遵义会议的光芒依然闪耀，它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历久弥新。它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纠正错误，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要坚持独立自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才能走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要坚持民主团结，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不断前进。
在新时代，我们更应铭记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传承红色基因，让我们以遵义会议为精神坐标，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坚定信念，砥砺前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遵义会议为明灯，照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行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