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特委培养的党员袁明

江北特委培养的党员袁明
施宁
 
寺街街区石桥头巷24号是袁明、吴维纲老革命伉俪的故居。袁明，原名袁依曾，1915年生。早年即从事革命活动。“9·18”后不久，1932年的《现代中学生》发征文启事，年仅16岁、在通中读书的袁明就在该杂志上发表题为《日本为什么侵略我东三省》的文章，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1937年抗日战争刚爆发，袁明和初中时的同学陈自求拼凑了资金，创办《战地新闻》周刊，摘编抗日救亡资料，宣传抗战和联系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因日军轰炸南通而停刊。
周丕炎、王晓曙、范汤美、胡培彤等进步青年阅读了《战时新闻》后，主动找到袁明，这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决定一起再筹办《救亡时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作为一个救亡团体、一个自发的党的外围组织来办报，没有任何资金来源是个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袁明就在参加者中进行招股集资，招股分现金股和义务股，大家有钱的出钱加入现金股，热心救亡但拿不出钱的可以参加义务股。虽然救亡时报工作人员都是义务工，不但不拿一分钱，还要贴钱买材料，但大家却干得热火朝天。袁明作为《救亡时报》的总编辑，负责编辑新闻和日常工作，从采访、编写、收电讯、改稿、拟标题、版面设计到校对，什么都干。周丕炎负责社论，王晓曙率同范汤美、姚溱编副刊。参加写作的人很多，有史白、姚溱、刘谷风、郭保荃、徐铭延、钱彤等。不久《救亡时报》的周围就聚集了一大帮热血青年。很快，南通《救亡时报》于1937年12月出版发行。
那时，大家白天黑夜聚集在石桥头袁明家祖屋那明代的大敞厅里，为编报纸出谋划策，为出宣传海报染墨挥笔，大敞厅成了编辑部、美术工场。为了唤醒民众一起抗日，史白、徐锁正在敞厅里用铁笔腊纸刻了不少富有斗争性的图画，印上几百份，满城张贴。他们还带领一帮青年学生从救亡刊物上复制了许多宣传画，将东西南三个城门洞的墙壁上贴得满满的，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袁明的中学同学郑伯年任南通县政府无线电技术室主任，袁明就借用他掌控的收音机收听苏联塔斯社的电讯，将被国民党封锁和歪曲、但有利于中国抗日的新闻收录刊出。报纸销量逐日激增，由原来的几百份激增到一千多份，发行地区远达如皋、泰兴、靖江、口岸等地，宣传力度超强，影响很大。南通原来有五家报纸，1937年下半年，这五家报纸联合出版了一张八开的“联合版”。自《救亡时报》创刊后，“联合版”几乎没人看了。几家报纸就去告状，说是《救亡时报》抢了他们的饭碗。从那以后，国民党就对《救亡时报》进行一系列的迫害。《救亡时报》报导了在延安抗大学习的一位南通青年的来信，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国民党乘机说该报纸“为共产党宣传”，内容“左倾”，甚至认为《救亡时报》为共产党所办。《救亡时报》被国民党县党部勒令停刊。正当袁明他们通过法律顾问与国民党县党部交涉重获复刊时，日军的铁蹄踏进了南通。
1938年3月17日凌晨，日军侵入南通城，袁明当天就下了乡，参加了抗日队伍“江苏省第四区保安司令部特务总队（简称特务总队）”。4月底，袁明担任特务总队总政训处宣传队长，宣传队设立在陈家酒店（今四安镇）周子谟家。同年夏，袁明召集顾民元、史白、马一行、吴天石等在石港南乡的西于家园宅办起了抗敌学校。“抗敌学校”正屋为办公室，东头为教育长和秘书室，其余为训育处、教务处、总务处、教室，于家一座楼房为教职员宿舍，另外租搭三间敞棚算是礼堂，正式开学。“这支队伍在当时算是比较开明的，它的头头丁维藩和政训主任潘遂初都声称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收了一批进步分子和相当一大批抗日青年。”（唐守愚《回忆江北特委》）该队的宣传队和抗敌学校控制在一大批与党失去联系的同志和进步青年手上，在这里甚至可以讲授毛主席的《持久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宣传队的队员及抗敌学校的成员，大多是原来办《救亡时报》时的积极分子，现在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又集结到一起，放下笔杆，拿起枪杆，继续为抗日救亡而奋斗。史白负责宣传股，带病排演《放下你的鞭子》等戏，还亲自扮演角色，率队在通西各个集镇演出，激发当地军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增强爱国意识。袁明带领宣传队到各处张贴抗日标语、漫画，向广大群众宣讲：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一定会取得抗战胜利。通过这些宣传，提高军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此前，日寇下乡骚扰，老百姓只顾“跑反”躲避。经过宣传队鼓动，渐渐开始协助部队打击日寇。只要日军一出动，就主动给部队送情报，使部队在陈家桥多次阻击敌人，取得胜利。老百姓有什么为难之事，部队也立刻帮忙解决。于家园西有个地主，每年水稻灌溉季节都要筑坝霸占上游水源，不给农民用水或借此进行敲诈。这年他又故伎重演，农民田中缺水，眼看稻禾就要枯死，万分着急，来找宣传队反映。袁明、史白在部队领导的支持下，带领宣传队发动千余农民，开坝放水，还新建了一座同心桥，农民拍手称快，取得了对恶势力斗争的胜利。
1938年中共江苏省委派唐守愚为书记，陈伟达、吴佐成为委员，组成中共江北特别委员会（简称江北特委）。8月底，江北特委成员先后到达南通县金沙镇，召开了江北特委第一次委员会议，分析情况部署工作，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特务总队，争取控制一部分武装，并尽快地在进步青年中发展一批党员，并派洪泽任时为政训室主任袁明的助手，重点对他加以培养。之后，袁明这些在特务总队搞抗日救亡的队员，在江北特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成为特委开辟南通地区最初的依靠力量。1938年10月，袁明代指挥，由足智多谋的陈伟达率部驻守双甸打了一个胜仗。
起初，中共江北地下特委联络机关设在金沙镇当地有名望的爱国人士、国民党南通县政府教育科长姚味香家里。其儿子、当年找袁明要求一起办《救亡时报》的战友姚溱成为江北特委第一批发展的党员之一。同年底，江北特委迁马塘。1939年冬，马塘政治形势紧张，出现了国民党顽固派将对进步力量进行迫害的种种迹象。因有人作梗、挑拨，“通崇海启抗日指挥部”的彭龙骧与“特务总队”交恶日深，盘据唐闸的日寇也乘机侵犯陈家桥、刘桥等地，“特务总队”两面受敌，撤离通西迁设如皋东乡曹家埠。
1940年春，省委决定由赵毓华、钟民、周一峰三人组成新的江北特委，由赵毓华代理中共江北特委书记。新特委决定将活动中心由马塘转移到四安镇温桥村姚家渡开明绅士吴质夫家，（他女儿吴维纲也是“特务总队”的队员，袁明入赘吴质夫家招婿为子，此处也是袁明的家），以便通过袁明那身居国民党乡长要位的岳父吴质夫作掩护，在情况恶化时特委仍能长期坚持地下工作，领导南通地区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吴质夫、袁明家是一个四合院开糟坊的大户人家，家中有房屋数十间，这一时期，他们家就成为党的地下交通站，一批批由上海过来参加抗日队伍的青年，先至袁明家，再赴各地。唐守愚来通西，去刘桥、唐闸一带工作，也常住宿在袁明家或附近吴天石的住所，来后先洗脚再洗袜子，第二天徒步离去。袁明夫妇和他的父母热情接待，照顾食宿，大家亲如一家。3月，袁明又让岳父吴质夫出面去陈家酒店找店面房，借柜台货橱，办睦邻酒，在镇北为中共江北特委代理书记赵毓华开设了“公兴商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有一度时间赵毓华曾搬到店中居住，没几天又搬了回来，认为还是住在袁明家有安全感，并将妻子刘枫、女儿英杰接来同住。
1940年上半年，袁明的邻居王晓曙从马塘回来，路过九总渡，被当地驻军检查、盘问。王晓曙穿着像知识分子，衣袋中有把牙刷、一枝钢笔，怀疑他是共产党，立即扣押。袁明得悉消息后，马上和岳父吴质夫联系，由他出面交涉、证明、具保，还塞了不少钱，才将王晓曙保释回来。后来，特委派王晓曙去南通一区开辟工作，人生地不熟，没有落脚点，袁明为他联系上周浩然，在这可靠关系户家落了脚，秘密开展工作。不久以后，王晓曙在通一区建立和发展了党组织，还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抗日工作得到迅速发展。
1940年6月，郭村战斗前夕，唐守愚虽调离还没有离开。他和赵毓华从数十里外赶到姚家渡时，天已黑了，他们商量决定派袁明赶去泰州，为攻打郭村做准备。虽然当时赵琅、潘遂初已调去泰州搞兵运工作，但唐守愚还不放心，要袁明去三个人商量着做，以加强进攻郭村战斗力量。第二天，天刚亮，袁明就动身了，费尽周折赶往泰州，在炮火声中与战友共享胜利的喜悦。
1940年8月，新四军叶飞部队准备从如西经下驾园一线迂回绕道奔袭石港。为摸清日寇在石港的驻军及地形，赵毓华派袁明协同新四军作战科长谢友才去石港侦察，并约好当天打转。袁明利用石港亲戚的便利条件，带领谢友才在石港里里外外转了好几圈，向表兄陈光询问石港的地形和平时看到的部队防守情况，又找到开烧饼店的朋友王福海，了解部队人数，一直忙到天黑，才将石港的地形、驻军兵力分布搞得一清二楚。当天来不及返回，两人只得借宿在镇外袁明的姑父于蔚君家。谁知，半夜谢友才忽然上吐下泻，他连说不得了、不得了。袁明找来医生，安慰他问题不大，只是肠炎。谢友才这才告诉袁明，他不是怕死，是因为马上要攻打石港，急等这份地图布署部队进攻路线，他怕生病完不成任务。袁明连夜买药、煎药，让他服下，终于止了吐泻。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袁明就雇了辆独轮车护送谢友才回到姚家渡。赵毓华见袁明他们当天没有回来，很是担心，急得在渡口直转圈。一看到他们，高兴万分，说是他一夜没有睡好觉，现在放心了。为防意外，一到袁明家，谢友才马上铺开纸，根据记忆，画了一张石港地形和敌军部队分布图。赵毓华和谢友才要赶回部队汇报情况，随身携带图纸不安全，千叮咛万嘱咐，让袁明保管好，以待新四军部队攻打石港时用。袁明将此图严藏保管，等到赵毓华重返姚家渡时，第一时间就将保管的地图安全交到他手上。
不久，新四军进入如皋芦港、江安一带，开辟如西抗日根据地。赵毓华调袁明到桃园镇的通海游击队，任政治指导员，以便将沿江一线的主动权控制在我方手中，他说最近将会有部队向这一带聚集。几天后，原在崇明的蒋克定任中队长的队伍武器用船运、人员转道上海出发来了，茅珵也来了。赵毓华在桃园镇一个停业的医院内开会决定，部队改用“通海崇启人民抗日总队”的番号，在通海边境、姜灶港、三星镇等地活动，配合新四军东进。由茅珵任总队长，陈国权任政委，韩念龙任政治部主任、钱伯荪任秘书，同时任命袁明为外交副官，派他去当地土匪郑长继队伍探听虚实。袁明只身入虎穴，依靠群众，探清敌情，不辱使命，终将这支土匪队伍缴械。
1940年9月，中共苏北区党委成立，陈毅为书记，陈丕显为副书记。同时，撤销中共江北特委，代之成立中共如皋中心县委，统一领导南通、如皋、启东、海门等县的工作。
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中共苏北区党委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作出了迅速建立与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决策。如皋中心县委通知茅呈、韩念龙去海安新四军指挥部，向陈毅将军汇报工作、接受新的任务。陈国权将护送他们的任务交给了袁明。袁明通过交通站的交通员一站一站地摸清敌情，终于顺利通过敌占区和国民党部队防区，将茅呈、韩念龙两人平安送达。不久，根据他们带回的新四军指挥部的命令，“通海崇启人民抗日总队”与先期由崇明撤退到启东的沈鼎法、沈鼎立带领的两个大队汇合，改称崇海启常备旅。这支部队后来成为掘港保卫战的主力军。
江北特委撤销后，赵毓华特意约袁明陪他专程回姚家渡一趟，他向吴质夫夫妇、袁明吴维纲夫妇一再表示谢意，感谢这一家人支持他为党工作。赵毓华郑重地说，党是不会忘记你们全家支持我为江北特委的工作的。
在江北特委的培养下，经过血与火的革命斗争考验，袁明于 194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军攻打五总埠子、骑岸镇。年底时为南通中心县委书记的钟民委任袁明为骑石区区长。袁明找到原抗战支队的战友、史白的弟弟斯达（原名施馥寿，参加革命后改名斯达）说，为了建立各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上决定要斯达随袁明去石港接受旧政权。当袁明和斯达揹着背包赶去石港区政府时，除了四位留守乡丁外，一无所有。袁明任区长，斯达任工农兼财政指导员（后任副区长），重建新的抗日民主石港区政府。三四十年代的石港，是个水陆交通重镇，每天过往石港的船只如穿梭，但奇怪的是向敌占区金沙方向去的夜航空船多货船少。袁明和斯达决定进行一次突击检查，但翻遍船舱一无所获。后在一船工的暗示下，才在船篷的夹层里查到禁止运往敌占区的粮食。二十条船一共缴获了二百担米。袁明、斯达将米连夜平价出售给了贫民。第二天，当金沙的敌伪赶来时，米早已卖完，他们第一次取得了反封锁的胜利，也在群众中树立了新政权的威信。通过此事，袁明、斯达认识到广大农村和沿海的米、油、盐等，就是反封锁的武器。于是他们对这些物资，采取了对敌封锁、对民交换的策略与方法。一时间，敌占区内各种物资紧张起来，以至后来石港的农抗会、妇抗会的同志前往敌占区，只要带上一袋半袋的米，不但能换回根据地迫切需要的药品、“五小洋”等物资，还能毫不费劲地从伪军伙房师傅那里获得不少有关敌军的调动、武器装备等有价值的情报。1942年夏，袁明任苏中四分区保安处特派员，被组织调往南通城，开始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区长改由龚定中担任。
1942年冬，各县级政权已改造成为人民的抗日民主政权，区级政权也基本上得到改造。这为以后进行空前尖锐、残酷、复杂的反“清乡”、反“扫荡”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3年1月，汪伪特工总部江苏省实验区苏北分区长姜颂平，秘密来南通组建南通汪特机构，发展陈自求参加。陈自求奉我方公安局陈伟达之命打入汪特苏北分区部，任汪伪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苏北分区组训科组织股股长。2月，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向全区军民发布了反“清乡”紧急动员口号，整顿和加强了各级军政党组织，加强了城市工作和敌伪工作，建立了秘密地下情报网、交通站。为加强反清乡的情报工作，公安局任命袁明为通西工委情报局长，要他利用其妹婿陈自求的关系，打入汪特苏北分区部，俩人由石流具体领导。
因是清乡的非常时期，汪特机构警惕性很高，袁明虽打入该组织但未被正式录用，但他和陈自求配合，将陈自求搜集到的“反清乡”情报，及时送往根据地。
1943年3月左右，日伪因清乡失败，进行内部大清洗，袁明和其做地下工作的妻妹婿陈自求因共产党嫌疑案同时被南通的日本宪兵队逮捕，关押在和平桥西原南通广播电台处。一般说，凡被宪兵队逮捕是很少生还的。当时，袁明的妻子吴维纲和陈自求的妻子袁依君四出营救，陈自求的上级中统姜颂平曾多次专程从南京赶到南通与日宪古泽喜太郎联系，以陈自求与袁明有利用做新四军方面情报工作的条件为理由，请求恢复其自由，终于都被释放回来。后来，日本宪兵队曾几次到袁明家搜查追究，幸亏袁明夫妻连夜赶去了根据地，才得以逃过一劫。
1946年，袁明在解放区一分区文协机关工作。南通“3.18”惨案发生后，洪泽布置袁明要尽快编写出揭露惨案真相的小册子，要用适合如泰地区劳动人民口味的七字调，以便广泛宣传。袁明约同在一分区文协机关工作的刘谷风、章品镇合作。三个人起早带夜，切磋琢磨，三天就完稿（后来发表于《民间》第二期）。刚刚定稿，洪泽的警卫员来说领导有要事相告。一见面，洪泽就告诉袁明：“老袁，现在和战难定，有一新任务交你办。东台有一《民报》，用工商联合会名义由工商界出钱办的。与国民党和谈如果实现，《民报》就改为民主党派报纸，可迁南通城。现在你去做些准备工作，新闻报道的格调，要有民间报纸的特色，吸引各界读者······你过去主编过《战地新闻》、《救亡时报》，又是南通人，情况熟悉。”
4月，袁明就拎着只破旧的手提皮箱，从如皋城出发到了东台。见到董事长兼社长何晴波，就任东台《民报》主编、经理。为了加强报社的战斗力，袁明写信给洪泽，调刘谷风来主编副刊《劲草》，正好史白在东台养病，有了这两支栩栩如生的笔，还有罗列的文章，何晴波的诗，报纸增色不少。袁明在报纸上刊出稿约，发动大家投稿，增加民众的关心度和受众面。袁明对有价值的地方新闻，亲自走访，改为特写，使《民报》的读者爱看，订户骤增。与此同时，袁明还用袁芜的笔名，在《文综》杂志第三期、第五期上连载《政治经济学》讲座，很为大家欢迎。
5月底，洪泽从华中局开会回来，路过东台，告诉袁明，要发动土改了，新闻报道要以此为中心。又说，蒋介石的和谈是放的烟幕弹，发动内战是真的，估计和少打多。《民报》边配合土改开展宣传发动工作，边时刻警惕着蒋军的袭击。果然，六、七月间，东台的空中窜来了蒋军的飞机，机枪向下乱扫射。袁明立即将报社人员和印刷设备疏散到郊外，住到他在采访中结识的渔民朋友那四面环水的小村庄里。运送设备的船一靠庄口的码头，翻身的农民甚至小和尚、小尼姑都来帮忙搬东西。《民报》编辑部住进了尼姑庵，排字盘、印刷机放在佛殿上，一位翻身农民早晚划船取稿、送印好的报纸。秋季多雨，但翻身农民冒着风雨取稿送报，从不间断。一有急事，村民们一喊就到，风里来，雨里往，划着船，接送编辑部的人员。袁民他们也经常读报给村民听，分析局势，与村民打成一片。
七、八月间，东台霍乱横行，史白不幸罹染。由于蒋匪的封锁，解放区药物奇缺，史白及其儿子小马不幸去世。地委王本英打电话来，嘱袁明代表地委以党礼厚葬史白。袁明遵嘱一一照办，将史白安葬于叶挻公园中，并在《民报》刊出悼念史白的特辑。
九、十月间，东台县委书记梅村告诉袁明，因战事又起，有函电调袁明回地委社会部工作。袁明匆匆将政治经济学讲话的讲稿补充成文，寄给《文综》编辑施子扬，了却文债。两三天后，袁明同史白的遗孀理明、儿子小龙，南归通如。路过叶挺公园，去史白烈士墓前致礼辞行。
1947年，袁明在通如工委从事联络工作，因获悉陈自求在1946年3月被国民党江苏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逮捕后，与我党断了组织联系，一直在寻找党组织，袁明派人与他联系。陈自求得知袁明他们在距南通城不远的乡下坚持时，大吃一惊，立即让来人带口信，要他们迅速撤离，因为据敌情报即将对此地进行偷袭。袁明立即带领通如工委转移驻地，避免了一次损失。
1949年，袁明随部队渡江去江南。解放后，袁明历任苏南松江专区农林科长，松江专区供销合作总社办事处主任。
1958年袁明调回家乡，任南通市图书馆馆长。1959年，全国图书馆重新类编图书，这是项很大的工程。当时图书馆连馆长才十人，除了长期病假、调基层的，仅剩七人，要将几十万册图书重新分类改卡、贴标、排架，既要保持正常工作，又要突击完成改编任务，其难度可想而知。袁明深思熟虑、策划运筹、调兵遣将、左腾右挪，这一件很困难的事，就这么一环套一环，不显山不显水地完成了。
袁明经常说，一个图书馆必需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自己的特藏资料，譬如当地的人文、科技资料。我市就有张謇等全国知名的人士，将他们的资料搜集起来，全国各地都将会到我们馆里来查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亲自管理地方资料库，收集了“韩紫石日记”等堪供研究的地方资料，还在馆内设立“张謇研究资料室”。 “文革”期间，“四人帮”横行时，有着曾经在隐形战线战斗经历的袁明，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受到残酷的迫害，被关押在“牛棚”。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袁明从长达11年的“靠边站”中走了出来，回到了馆长的岗位。他胸有成竹，他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实行新的战略、战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科技为生产服务的目标上来，纵横交错地发展图书馆工作。为此他曾撰写《略谈市级图书馆工作重点的转移——南通市图书馆工作剖析》、《用实践探讨是非》，曾在1980年江苏图书学会年会上发言。从那时起，南通图书馆拥有期刊、古籍等五个阅览室；“科技开架外借”“儿童开架外借”等四个开架外借处；“社科”、“科技”、“地方资料”等三个参考咨询室。不少外地同行前来参观学习，南通图书馆在袁明的领导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1994年10月28日，四安县人民政府举行了“中共江北特委旧址”纪念碑落成庆典活动。庄严的纪念碑正面，由张爱萍将军题写的“中共江北特委旧址”八个金色大字，一气呵成，在灿烂的阳光熠熠生辉。当年江北特委唐守愚、赵毓华居住过的吴质夫家的原址也成了红色教育基地，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一革命之家。袁明和他的妻子吴维纲两位老革命，更没有忘记哺育支持他们的老区人民。解放后，他们仍与老区人民保持着联系，大到为老区人民购买当时的紧俏物资拖拉机、汽车，小到为四邻八乡的老区人民看病提供方便。解放后历任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书记、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等职的吴维纲更是将老区人民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做。袁明家的寺街老宅石桥头24号此时又成了老区四安人民在新时代的交通联络站。
袁明家的老宅石桥头24号共走出了六位老革命、离休干部：袁明（原名袁依曾），离休前为南通市图书馆馆长；吴维纲，离休前为南通市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袁绳曾，离休前为南通市新华书店负责人；丁望（袁慎曾），著名新闻人，《中华工商时报》社长兼总编；白尔华，毕业于华中革命大学，于重庆军工长江柴油机厂离休；陈自求从上海交通大学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