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南通籍新四军女战士

两个南通籍新四军女战士
 黄丽敏
 

近日惊悉殷恕姨妈去世的噩耗，这位103岁的离休老人寿终正寝了。当年与她一起从南通姜灶港出发参加联抗的战友，包括我的母亲黄益龄，都已经离世，我写这篇文章，表达对她的纪念。
一、她们在长辈眼皮下，走出了家门
我的母亲黄益龄，参加联抗时曾经化名叫‘张颖’，她1924年出生于南通市。1938年，当日本侵略军将战火燃烧到南通时，沦陷区的南通中学，更名为‘公立中学’，分为男生部和女生部。在女生部就读的我母亲，目睹国破山河碎的情景，与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内心燃起抗日的怒火，她受进步老师影响，参加了进步青年组织的‘读书会’。1940年，将近放暑假时，发生了一次全校性罢课，反对日本鬼子对学生强行体检。在几次抗日宣传活动中，母亲都是积极分子，这年暑假，母亲被校方以‘莫须有’的理由和不公开方式开除。在她的成绩单和评语中写着：“该生成绩虽佳，然举止骄傲，未免影响全体，下学期毋用来校。”
母亲被学校开除后，在进步老师指点下，写信给共产党领导的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表达了参加抗日救亡的愿望。当年仲秋，庭前的大梅树枝繁叶茂，随着后门吱呀一声响，有人来到梅花树下，问：“请问张颖在家吗？”“在。”母亲口中应着，心中却想：“我不认识此人呀！”来人是一位高个子、身材匀称的年轻妇女，她有一双深陷、闪亮的眼睛，高颧骨，大嘴，宽肩，神情严肃，动作举止有男人的气概，她手中拿着一封信，自我介绍叫‘殷恕’。母亲看过信激动不已。母亲表示着兴奋、询问，殷恕那不苟言笑的脸上，浮现出笑容，她调皮地眨着眼睛，两人立刻心领神会。
我的外祖父黄念先，本是大生一厂的工程师，日本军队侵占南通后，他出于不做亡国奴的心理，不再去上班，带着妻、女，在乡下东躲西藏了一段日子，提心吊胆地宅在家中，正与几个朋友筹划做些生意。听见有人进院，便与我的外婆出来了解情况。殷恕与他们寒暄几句，便用眼神示意母亲出门。她俩在长辈眼皮下走出了家门……那时我母亲十六岁。
母亲二十一岁时生下我，当我十岁的一天，殷恕姨妈在上海我父母家中，碰见我外婆时，大笑着说：“伯母，还记得我吗？”外婆表情仍有怨气地说：“怎么不记得！”她永远不能忘记，当年拐走她独生女儿的那个“丑女人”。
二、投奔抗日部队，她们参加了‘联抗’
    殷恕原名夏瑞芝，出生于南通姜灶港的大户人家，是夏家老二的二小姐，她这一代共有十八个人。当地有名的‘夏名记’香店，是她祖母经营的。她父亲是个浪荡子，吃喝嫖赌全沾染上了。她母亲在家务农，纺纱织布，是位勤劳的贤妻良母。
    殷恕受到家族规定的约束，女孩子念书，只能读到小学，十四岁时，她便在父亲名下的染坊里帮助‘收布’。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她家的香店和染坊，生意日渐萎缩，只能靠母亲纺纱织布、卖杂货度日。她刚长成，就被嫁到南通城里、家境尚可的姚家，成为家庭主妇。她经常来往于姜灶娘家与南通婆家之间，结识了姜灶的进步人士许毅、罗立人等，逐渐萌生走出家庭、为国分忧的意识。这次，她受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姜灶联络站委托，到南通带领小她三岁的黄益龄，直接投奔抗日部队。她们来到姜灶港集合地点，这里已聚集了一批爱国青年。翌日，她们与许多互不相识、来自不同家庭的青年人，乘坐乌篷船，在通盐运河上迎风而行。一位言语幽默、喜欢逗趣、笑起来露出一排虎牙的小伙子张炎，常向张颖问长问短，还有一些人对她表示关心，她跟大家不熟悉，干脆一问三不知，摇晃着脑袋说：“不懂，不懂。”从此，她得到了一个绰号‘摇鼓儿’，知道这个雅号的人，比知道她大名的人要多。假如殷恕当面这样叫她，她便与她翻脸，认为自己是一名去参加抗日的战士，不容许别人逗趣。乌蓬船在如东的岔河靠了岸。岸上一位身穿草绿色旧军装的男子，用沙哑声音说：“这里已来到日伪势力达不到的地方！”大家立即欢呼雀跃。这位男子是代表行将成立的‘联抗’部队，来接许毅同志的。（解放后，许毅曾先后担任苏北行署税务局局长、上海市税务局副局长、中央财政部计划司副司长、财政部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接着，她们随大家辗转来到了联抗部队司令部的所在地曲塘，带着新奇的目光，走过曲塘街头，到达了宿营地。
    1940年10月10日，在曲塘镇北的大操场举行了‘联抗’成立大会，殷恕和我母亲都成为联抗战士。我母亲与父母不辞而别，连换洗的内衣也没带，殷恕就把自己带的行装和食品，全部跟母亲分享，她主动承担起照顾我母亲的责任。只要稍有凉意，不等母亲开口，殷恕就取出自己的衣服给她；平日买一个大饼，也要跟母亲分享。刚满十六岁的母亲，是从未离开过家的独生女，就这样克服了离家出走后的困难，跟着联抗的战友一起成长。
三、她们要去投奔新四军
母亲和殷恕都在战地工作团所属的民运工作组工作。民运工作是共产党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环节，对曲塘这样的新阵地非常重要。她俩到群众中家访时，后面跟着一群男孩子，一边起哄、一边有节奏地喊着：“女儿兵，女儿兵，女儿兵来了！”母亲看见这些群众对女战士如此不礼貌，心里窝着一股火；一些老百姓，看见她们走近了，赶紧关门；有的听见敲门声，闭门不出；她心中十分不满。连连吃了几次闭门羹，母亲心中很气愤，认为群众的觉悟太低，家访的积极性严重受挫。殷恕却像是早就有思想准备，仍然拉着母亲继续走访，她看见母亲懒洋洋的样子，笑着说：‘小鬼，闹情绪了？”又用老大姐的口吻说服母亲：“这里的工作尚待开辟嘛，要是人家都能主动请你进去，哪还需要我们做工作？”母亲无话可说，只得跟在殷恕后面、继续走门串户。有时，她们走进人家的家门，在学校里能说会道的母亲，在民众中却显得羞涩，不知如何开口。殷恕却很大方，进门就用她学得四不像的当地话，跟人家交谈起来，发现当地人能听懂她的话，就连比带划说起来。在她们跟同志们的动员下，当地陆续组织起了妇女识字班、青抗会、妇抗会、歌咏队等等。1940年底，我母亲被发展为共产党员，殷恕虽然各方面比我母亲成熟，但她知道自己出身资产阶级，又结过婚，经历复杂，应该受到更多的考验。后来，殷恕成了我母亲入党后发展的第一个中共党员。
1941年, 刚过完春节，下了一场大雪，奶奶山周围的田野、屋顶一片雪白。领导人都去开会了，母亲跟派到这里的工作队员们，暂时没有任务，大家兴冲冲地在打谷场上堆雪人、打雪仗。天刚放晴，母亲便接到通知，回曲塘参加党员大会，会上得知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数千人被国民党残杀；苏北的李长江，投降了日寇等消息。面对敌人大规模‘扫荡’，联抗部队配合新四军与敌战斗，由驻扎转入游击状态，开始了艰难的行军生活。行军期间，我母亲被任命为女生队的学习组长，殷恕为副组长。行军往往是夜行昼歇，歇息的时候，只能坐着打瞌睡。乡间路窄、河多，还经常在独木桥上行走。从小生活在城市的母亲，在下雪、下雨以后泥泞的小路上行走，不断地摔跤，有时会刚爬来又摔下去，一抬脚就仰面跌倒，弄得浑身又湿又脏，她却忍不住傻笑。沾满泥水的背包和文件包，都被同志们从这位自顾不睱的组长身上拿走了，她即使赤手空拳，仍然会连摔几跤。多亏副组长殷恕，坚持带领大家前行。寒夜里，殷恕将自己从家中带来的被子，跟母亲合盖。她发现母亲瑟瑟发抖的身体，烧得烫手，便搂紧她，说：“暖一暖，病就会好。”一觉醒来，热度退尽，母亲永远铭记着，友情带来的神奇力量。在行军途中，部队宣布了‘精兵简政’的决定。面对敌人的前堵后追，部队中的文职人员和年龄偏小的战士，成了行军中的负担，影响了大部队的行动，只好被留在地方上‘打埋伏’，母亲和殷恕的名字都被列入‘打埋伏’人员的名单。从此，她俩远离大部队，埋伏在老乡家中，东躲西藏，等待部队的通知。一段日子后，母亲和殷恕商量去抗大、投奔新四军大部队。一位叫李洁的女同志，也决定跟她们一同前往。
母亲屡次接到外公的家信，催她回家，最近一封朋友来信说：“你母亲已沉疴不起，奄奄在床，你父亲被拉伕，神经失常。”母亲等三人便商定，在投奔新四军之前，先回家探望家人，大家约好，三天之后相聚动身。殷恕回家后，受到丈夫的纠缠，逼她从此待在家中，如果不听，就与她离婚！殷恕认为跟丈夫志不同、道不合，坚持走自己的路，同意登报离婚。她在约定的日子和地点，准时赴约，与李洁两人左等右等，不见我母亲的踪影，不免心急如焚，眼看天色已晚，二人只得先行离开。
四、殊途同归，她们先后参加了新四军
殷恕来到盐城抗大，得知我的母亲并未到达，怕她以后不认识路，便写了一封信，寄给母亲的同班同学顾某，再由她转交给母亲。信上指明北上的路线和走法，并画了一张路线图。母亲收到此信时，已是1943年，部队早已转移，无法联系。两位朋友从此遭遇不同，直到解放后才互通消息。
原来，她俩分手后，殷恕参加了新四军抗大五分校，但在1941年6、7月份，遭遇敌人轰炸，伤亡很大。她随部队在沿海辗转了几个月，才到达苏北阜宁，被分在文工团工作。1942年，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大部队边打游击、边转移，一直到扫荡结束，她被留在阜东县委办公室，负责刻钢板、报道战况等，于年底通过了党组织对她的审查，重新入党，担任区联防主任。1944年整风时，殷恕再次受到审查，成为‘重点对象’，她才知道，她给我母亲发出的信，成了说她‘通敌’的‘证据’。这封画着路线图的信，是从抗日根据地寄往沦陷区的，被查邮的同志记录存档。从审问中，她渐渐弄明白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打算彻底否认，直到被‘车轮转’式盘问了三天三夜，实在撑不下去了，才说明了信的来龙去脉。但这件事仍被当成是她的‘政治疑点’，一度因此被组织‘限制’使用，她仍然无怨无悔地坚持工作。1946年10月，殷恕经组织介绍，与一位共同战斗的同志结婚，不料没过几个月，她的丈夫在掩护战友撤退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留下一个遗腹子。1948年，她在地委干训班工作时，又经组织介绍，与阜东县副县长张某结婚，生下了一个女儿。
当年，我母亲回到家中，看见父母安好，得知父母为了想念和担心她，虚构了信件内容，骗她回家。她一气之下想抽身离去，却被父母反锁进屋内，急得她直跥脚、喊哑了嗓子，还是无济于事，错过了与殷恕等相约出发的时间，后来，父母以死相逼，她没能离家北上。假如殷恕的信能及时送达母亲手中，也许她会走另一条生活道路。通过一段时间的抗争，她终于得到父母的同意，于1942年，到平潮大李港天后宫旧址、平潮中学的高中部就读。这年入冬后，校方让母亲所在的高二班，迁移到朝西方向、穿堂风特别凌厉的宫殿厅堂上课，同学们抗议校方不顾及学生健康，校方却不予理睬，激怒了其他年级同学的同情，成立了罢课委员会，选举母亲同班的蒋镜吾同学担任罢课委员会主席。蒋镜吾本来担任学校伙食委员会的委员长，大家戏称他为‘蒋委员长’，几年后成为我的父亲。面对被逮捕的威胁，学生们推选出几名代表，我的父、母都在其中。他们打算到南通县政府请愿，但消息走漏，校方通过‘和平军’到学校逮捕人，学生们四散回了家。八名骨干在此紧急危难时刻，由本校初三学生冯栋带领，开赴新四军根据地，我的父母就这样参加了新四军。他们于1944年，在被部队精兵简政后，回上海学习、结婚。
五、结尾
全国解放后，殷恕跟我母亲，以及许毅、罗立人等当年在联抗共同战斗的同志，在上海相遇，大家互相交流信息，才得知当年一些联抗的同志，如张炎兄弟俩，都已经壮烈牺牲。殷恕和母亲，也彼此交流了各人的经历。殷恕在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过盐城专区妇联主任、苏北行政区妇联秘书、江苏省妇联秘书长；解放后，她担任过鞍山市委副秘书长等职。母亲则在精兵简政后与组织失散，跟我父亲一起在复旦大学就读，1949年7月，他们经由地下党领导的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介绍，参加‘青干班’学习，结业后，由上海军管会统一分配，一直在上海市教育战线工作。
‘文革’运动中，殷恕写给母亲的那封信，又被‘造反派’旧事重提，给她这个‘走资派’增加了‘特务、叛徒’的‘罪状’，除挨批斗外，她还被强制劳动。年近半百的她，独自居住在鞍山市千山的半山腰一间小屋里，每天下山挑水，生活十分艰难，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被平反后，我母亲曾去千山探望她，深有感触地说：“这都是我害她吃的苦呀！”母亲与组织失散后，长期以来再未入党，她总是将殷恕当作自己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当鞍山两个‘造反派’组织对殷恕的党员身份发生争执时，他们派人到上海向我母亲调查，母亲却记不得自己是殷恕的入党介绍人，但还是郑重声明说：“如果殷恕说我是她的入党介绍人，那肯定就是。”后来，她终于回忆起一些有关殷恕入党的细节，总算没有再次给殷恕带来麻烦。殷恕被结合到领导岗位、调到上海市担任吴淞区委副书记，与母亲见面的机会多了些，一见到老同志，便介绍我母亲说：“这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每逢此时，我母亲都因自己已不再是党员而非常尴尬。直至她离休后，将近八十高龄的母亲，才重新申请并被批准成为中共党员。
2021年，我母亲在上海去世，享年97岁，当时在北京度晚年、已经100岁的殷恕姨妈，生活虽能勉强自理，但除她的女儿外，对其他身边家人，记忆已经模糊，当她听到‘黄益龄去世’的消息时，她从轮椅上挣扎起身，说：“黄益龄在哪里，我要去看望她……”
我以本文纪念殷恕姨妈、黄益龄等曾经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前辈们，以及他们在抗日战火中，建立起来的患难与共的真挚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