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
“老娘舅”运枪记和他的革命一生
点击：时间：2018-12-31
“老娘舅”运枪记和他的革命一生
宋洪峰
宋邦宰
抗日战争进入1940年时，在茅珵领导的抗日武装“崇明县民众自卫队”（即“崇总”）和通海游击队中，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娘舅”，他即是我先父宋邦宰。 宋邦宰，1914年生，南通县大成镇人。1940年2月，先父宋邦宰由外甥陆朝桢（曾任崇启海常备旅连长、苏中四分区抗日游击指挥部第三旅特务营营长、新四军一师三旅特务营营长等职，1941年3月海门叠石桥阻击战中为救战友英勇牺牲）向茅珵推荐，参加崇总，任崇总与通海抗日游击队的联络员。甥舅俩在总队部进进出出，陆朝桢见面必呼“娘舅”，于是茅珵、陈国权、韩念龙等都跟着称宋邦宰“老娘舅”。后来崇总和通海游击队、新四军中要么不认识他，认识他的都叫他“老娘舅”。“老娘舅”年纪不大（比茅珵还小五岁），但是抗日意志坚定，工作踏实，多次完成重要任务，深得茅珵等领导信任。 1940年7月底，日军对崇明以三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烧杀。为保存抗日武装力量，崇总奉命北撤。总队部和特务中队、民运工作队等一百多人，为北撤后筹粮和安置方便，根据茅珵的指示，撤往茅珵的家乡桃源镇地区。撤退之前，陆朝桢和宋邦宰奉命先往通海开辟工作，作好接应准备。由于日军将崇明岛交通重重封锁，总队部和特务中队、民运工作队人枪分离后分批北撤，枪全部埋藏在崇明三区地下党家中，伺机北运。 一批批人员分散撤到桃源镇一带后，因为都没有枪支，而且通海又有土匪部队骚扰，崇总人员处境危险。陆朝桢和宋邦宰对他们的安全保障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为解决枪支，宋邦宰与陆朝桢到上海崇总秘密联络处找茅珵。茅珵决定陆朝桢立即到崇明组织运输枪支，令宋邦宰回通海组织接枪。 宋邦宰回通海后，等了又等，仍不见武器过来，着急之下，于8月25日（农历七月廿二）又去上海崇总联络处打听消息。领导告诉他，已派陆朝桢和许斌去崇明运出武器，叫他迅速返回，在南通大明港准备接枪。谁也没有想到，宋邦宰还未离开，陆朝桢急勿勿进来报告坏消息：由于北航道日军封锁太紧，船不能航行，武器运不出去。 领导们紧急商议后，命令陆朝桢和宋邦宰立即赴崇明，设法转道运输。 第二天，即8月26日，宋邦宰甥舅立即赶赴崇明。但是没料到，管枪的同志同样因焦急无奈，已赶到上海请示去了。既碰不到管枪人，甥舅俩只得返回上海。 8月28日，茅珵等领导在办事处紧急碰头，派陈国权回崇明负责交点武器，由宋邦宰负责落实可靠船老大和运输船，并明确指示，崇明武器不能再耽搁拖延，务必三天内运出。派许斌到大明港，化装钓鱼者等在港边接应。 宋邦宰细心物色了熟悉可靠的船老大且是老乡茅隆昌，以装运垃圾白灰肥为掩护，准备开航。谁知天公捣乱，当夜竟是台风暴雨，并连续数天，船无法出航。等到9月3日（农历八月初二），台风刚停，船立即起航。船到苏州河口时，麻烦又来，碰上了日军军舰，不准靠近。船无法驶出吴淞口，宋邦宰只得叫小拖轮，将船拖到陆家嘴停靠，等待时机。 9月4日上午，船终于出航，下午二时左右到达崇明，停靠海桥港东面浅滩，以避开海桥港日伪军了望所。等在港边的陈国权、韩念龙、王季芬（即黄继奋）等见状立即接应，与宋邦宰简短商议后，回去组织运枪。宋邦宰好不容易松口气了，他不知道又一个危险正向他袭来。 傍晚4点光景，港边突然过来两个伪军了望哨警，其中一个背着盒子枪，是个官儿。“上面装的什么货？到海桥港来做啥？这个港是不准靠船的！”他俩一上船就发出一连串盘问。宋邦宰装作和颜悦色地告诉说：“船装的是灰肥（垃圾），因为船破漏水，靠港舀水，塞好漏洞后马上就走。”带枪的伪警立即敲诈宋邦宰付二十块钱。宋邦宰不答应，两伪警立即揪住宋邦宰殴打。 宋邦宰鼻青眼肿不说，紧张得头发都直了，不是怕死，而是怕暴露目标，完不成任务。为过关，宋邦宰忍痛掏钱。 哪知伪警接过钱后立即又说要把船拖走，幸亏潮退船已搁浅，无法拖船。敌人即抢船舵，企图第二天潮来后拖船。这下把宋邦宰急坏了，他把舵推下泥滩，舵上溅满泥浆。敌人未得逞，就说船修好后再付三十元，为防逃付，又要将船上大橹板掮走，开船时拿钱赎，两人动手扛橹板。 橹板被拿走，这船怎么航？宋邦宰不顾一切，把橹板也推下烂泥滩。不料两个伪警从烂泥里抓起橹板，还举枪威胁。船上的周志英、船老大都握紧拳头。剑拔弩张，随时有暴露的危险。 危急中宋邦宰先冷静了。为了运枪大事，他决定顺从伪军意思，让他们掮走橹板，言明用钱去赎回。还好，伪军将橹板扣在海桥港东边不远的陈二狗家屋檐下，叫陈二狗看守。下午4时左右，宋邦宰到一个小屋向韩念龙汇报情况，韩主任吩咐宋邦宰不要为三十元钱再同匪兵纠缠了，以免暴露意图。 夜里，陈国权等指挥三辆小车子，把枪运到海桥港船边。在宋邦宰布置下，数十支机枪、步枪、盒子枪和十几箱子弹藏在大舱底下，上盖棉被，再装满灰肥做伪装，忙到天亮。宋邦宰去付款取来橹板后立即开船。 船上四人：总指挥宋邦宰，船老大茅隆昌，总队部王季芬，警卫员周志英。船出海桥港不久，又遇逆风，拼命摇橹，眼看近十点钟了才航行到江中。当当碰着恰恰，退潮又开始了，真是雪上加霜。徘徊江面，有引起南门港日伪军怀疑的危险。为迅速避开南门港日伪军了望哨，宋邦宰决定，调戗东进吴淞，等涨潮后再西进。 船顺潮而东疾行，吴淞口快到，茅老大发现前面有日军检查舰。王季芬、宋邦宰一合计，立即决定四个人身份，宋邦宰充当“船老大”，茅老大充当“伙计”，王季芬和周志英充当搭便船的“乘客”，遇事一切由宋邦宰出面应付，旁人不得插言，以免暴露身份。船打开舱盖，露出垃圾肥，应付检查。 进吴淞口时，日军检查舰正在检查一艘货船。说时迟那时快，宋邦宰令茅老大趁机擦船而过。日军注意力集中在货船上，运枪船险过一关。 为行动方便，宋邦宰命令船先靠吴淞码头最外档。中饭时，伪警察挨船检查来了。快挨到运枪船时，正好涨潮，运枪船借外档乘势得便，未等检查，拔蓬启航，又躲一关。 运枪船西航不久，一艘强盗船正从小船上抢货，运枪船赶紧绕开航行。行至南门港对面时，一艘日舰航来，并开了一枪，这一关检查避不过了。宋邦宰令打开大舱，关紧中舱，以虚掩实，接受检查。王季芬与大家相约说，万一暴露，就隔舱拉响手榴弹，鱼死网破。 木船靠上日舰。舰上跳下一个日军，持一根铁杆子。他不往敝开的灰肥舱戳，而是打开紧盖的中舱，戳来戳去好一阵，查无可疑。日本兵盯住王季芬和周志英盘问干什么的。王季芬说是在上海做苦力现在搭船回家的。日本兵要求拿出“帽子”。原来，在上海日本人那里做苦力的都有一顶日本人发的日式“小工帽”的。王季奋不知这个情况，拿出草帽。宋邦宰知道日本兵的意思，立即机灵地对日本兵说，“帽子的有，忘记在上海没有带来”，并把《通行证》递给日本兵看。日本兵看了，挥手吼道：“走！”运枪船瞒天过海，得胜前行。 天黑潮退，船难以前往，泊锚江南宝华港过夜。 9月6日（农历八月初五）早晨，运枪船出航，航到崇明西沙北航道，两艘日军汽艇开来。危机再现。宋邦宰令船往左前方浅滩穿。汽艇大，不敢穿过来，且望上去是一艘装垃圾的破船而已，即自东去。运枪船以“小”欺“大”，又闯一关。 9月6日下午2时许，运枪船终于安全抵达南通大明港。 因运枪船无法按时到达，化装钓鱼的接应人许斌已撤走。宋邦宰等为防止暴露目标，将枪械卸下藏于芦荡里，令茅老大将船开走。 这时，当地土匪樊明德部队人员在不远处张望，幸未发现。为防意外，宋邦宰一面派老婆寻找陆朝桢接枪，一面请附近可靠的群众朱文斌、陈凤鸣、王其宝等二十余人，将武器疏散。这时天下大雨，宋邦宰与朱文斌冒雨在芦荡里反反复复多次搜索检查，防止枪械转移时散落或遗漏。 晚上6时左右，大雨不停，陆朝桢带了部队前来接应，冒雨将武器转运到大成镇郁锡宝、郁仲达、倪耀成等宅进行装配整理，共有步枪五十四支，机枪四挺，盒子枪三支，子弹十二箱（一万余发）。第二天，宋邦宰向崇总点数交验，准确无误，完成任务。 在这次运枪期间，一波三折，步步惊心，先父宋邦宰因神经高度紧张，风雨中反复奔波检查枪支，淋雨浸水过多，竟得了严重风湿症，以致成痼疾，以后在繁重的工作中又多次发病。 我先父与茅隆昌老大等这次惊心动魄的运枪经历，曾在今年4月4日上海《新民晚报》的《崇明抗战纪实》长篇连载中有记。 1941年秋，先父宋邦宰接受江海挺进支队司令鲁平山（即梅嘉生）、政委成功、参谋茅荣交给的任务，到路南任情报工作两个月，为消灭企图投敌的邱冠生部作出重要贡献。继而，接受通海行署交给的任务，到启东购买生铁，送到海门三星镇制造武器，途经海门通济桥时遇到封锁线敌人袭击，虽然侥幸撤出，但神经再次受到刺激，旧病复发，行走失调，双足失灵，卧床不起，直到1943年才有所缓解。后又接受通海行署主任任天石安排，继续负责交通站工作。 1946年，先父宋邦宰奉命撤至上海工作。为应付敌人检查，先父与四名同志在沪组成一个“甲”，先父任甲长，从事党的地下联络工作，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 全国解放后，先父曾一度往返于沪通两地，以做小生意谋生，后因各种原因停业返乡，协助当地开展土地改革。1951年，政府分配先父搞黄麻运输，1952年又指示先父搞浸洗黄麻互助组，并任组长。1953年，经友介绍，先父到上海塘沽路拜师学习铅丝工艺。1955年因风湿症行走不便跌伤，回乡后先后任初级社副社长、高级社副业主任、生产队长等职。1955年，政府根据优抚政策，评定先父宋邦宰为二等甲级革命残废荣誉军人。1965年，公社分配先父到社办铅丝厂工作。1971年，先父因患中风，在家养病。1979年3月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先父生前经常对我们晚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教导我们不要忘记过去，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综观先父的一生，虽为革命而致残，但毫无怨言，抱病在身，身残志坚，党叫干啥就干啥，一片丹心跟党走。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现在，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教导，沿着父辈的足迹，不断前进！ 尊敬的父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
写于2018年11月
宋洪峰
宋邦宰
抗日战争进入1940年时，在茅珵领导的抗日武装“崇明县民众自卫队”（即“崇总”）和通海游击队中，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娘舅”，他即是我先父宋邦宰。 宋邦宰，1914年生，南通县大成镇人。1940年2月，先父宋邦宰由外甥陆朝桢（曾任崇启海常备旅连长、苏中四分区抗日游击指挥部第三旅特务营营长、新四军一师三旅特务营营长等职，1941年3月海门叠石桥阻击战中为救战友英勇牺牲）向茅珵推荐，参加崇总，任崇总与通海抗日游击队的联络员。甥舅俩在总队部进进出出，陆朝桢见面必呼“娘舅”，于是茅珵、陈国权、韩念龙等都跟着称宋邦宰“老娘舅”。后来崇总和通海游击队、新四军中要么不认识他，认识他的都叫他“老娘舅”。“老娘舅”年纪不大（比茅珵还小五岁），但是抗日意志坚定，工作踏实，多次完成重要任务，深得茅珵等领导信任。 1940年7月底，日军对崇明以三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烧杀。为保存抗日武装力量，崇总奉命北撤。总队部和特务中队、民运工作队等一百多人，为北撤后筹粮和安置方便，根据茅珵的指示，撤往茅珵的家乡桃源镇地区。撤退之前，陆朝桢和宋邦宰奉命先往通海开辟工作，作好接应准备。由于日军将崇明岛交通重重封锁，总队部和特务中队、民运工作队人枪分离后分批北撤，枪全部埋藏在崇明三区地下党家中，伺机北运。 一批批人员分散撤到桃源镇一带后，因为都没有枪支，而且通海又有土匪部队骚扰，崇总人员处境危险。陆朝桢和宋邦宰对他们的安全保障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为解决枪支，宋邦宰与陆朝桢到上海崇总秘密联络处找茅珵。茅珵决定陆朝桢立即到崇明组织运输枪支，令宋邦宰回通海组织接枪。 宋邦宰回通海后，等了又等，仍不见武器过来，着急之下，于8月25日（农历七月廿二）又去上海崇总联络处打听消息。领导告诉他，已派陆朝桢和许斌去崇明运出武器，叫他迅速返回，在南通大明港准备接枪。谁也没有想到，宋邦宰还未离开，陆朝桢急勿勿进来报告坏消息：由于北航道日军封锁太紧，船不能航行，武器运不出去。 领导们紧急商议后，命令陆朝桢和宋邦宰立即赴崇明，设法转道运输。 第二天，即8月26日，宋邦宰甥舅立即赶赴崇明。但是没料到，管枪的同志同样因焦急无奈，已赶到上海请示去了。既碰不到管枪人，甥舅俩只得返回上海。 8月28日，茅珵等领导在办事处紧急碰头，派陈国权回崇明负责交点武器，由宋邦宰负责落实可靠船老大和运输船，并明确指示，崇明武器不能再耽搁拖延，务必三天内运出。派许斌到大明港，化装钓鱼者等在港边接应。 宋邦宰细心物色了熟悉可靠的船老大且是老乡茅隆昌，以装运垃圾白灰肥为掩护，准备开航。谁知天公捣乱，当夜竟是台风暴雨，并连续数天，船无法出航。等到9月3日（农历八月初二），台风刚停，船立即起航。船到苏州河口时，麻烦又来，碰上了日军军舰，不准靠近。船无法驶出吴淞口，宋邦宰只得叫小拖轮，将船拖到陆家嘴停靠，等待时机。 9月4日上午，船终于出航，下午二时左右到达崇明，停靠海桥港东面浅滩，以避开海桥港日伪军了望所。等在港边的陈国权、韩念龙、王季芬（即黄继奋）等见状立即接应，与宋邦宰简短商议后，回去组织运枪。宋邦宰好不容易松口气了，他不知道又一个危险正向他袭来。 傍晚4点光景，港边突然过来两个伪军了望哨警，其中一个背着盒子枪，是个官儿。“上面装的什么货？到海桥港来做啥？这个港是不准靠船的！”他俩一上船就发出一连串盘问。宋邦宰装作和颜悦色地告诉说：“船装的是灰肥（垃圾），因为船破漏水，靠港舀水，塞好漏洞后马上就走。”带枪的伪警立即敲诈宋邦宰付二十块钱。宋邦宰不答应，两伪警立即揪住宋邦宰殴打。 宋邦宰鼻青眼肿不说，紧张得头发都直了，不是怕死，而是怕暴露目标，完不成任务。为过关，宋邦宰忍痛掏钱。 哪知伪警接过钱后立即又说要把船拖走，幸亏潮退船已搁浅，无法拖船。敌人即抢船舵，企图第二天潮来后拖船。这下把宋邦宰急坏了，他把舵推下泥滩，舵上溅满泥浆。敌人未得逞，就说船修好后再付三十元，为防逃付，又要将船上大橹板掮走，开船时拿钱赎，两人动手扛橹板。 橹板被拿走，这船怎么航？宋邦宰不顾一切，把橹板也推下烂泥滩。不料两个伪警从烂泥里抓起橹板，还举枪威胁。船上的周志英、船老大都握紧拳头。剑拔弩张，随时有暴露的危险。 危急中宋邦宰先冷静了。为了运枪大事，他决定顺从伪军意思，让他们掮走橹板，言明用钱去赎回。还好，伪军将橹板扣在海桥港东边不远的陈二狗家屋檐下，叫陈二狗看守。下午4时左右，宋邦宰到一个小屋向韩念龙汇报情况，韩主任吩咐宋邦宰不要为三十元钱再同匪兵纠缠了，以免暴露意图。 夜里，陈国权等指挥三辆小车子，把枪运到海桥港船边。在宋邦宰布置下，数十支机枪、步枪、盒子枪和十几箱子弹藏在大舱底下，上盖棉被，再装满灰肥做伪装，忙到天亮。宋邦宰去付款取来橹板后立即开船。 船上四人：总指挥宋邦宰，船老大茅隆昌，总队部王季芬，警卫员周志英。船出海桥港不久，又遇逆风，拼命摇橹，眼看近十点钟了才航行到江中。当当碰着恰恰，退潮又开始了，真是雪上加霜。徘徊江面，有引起南门港日伪军怀疑的危险。为迅速避开南门港日伪军了望哨，宋邦宰决定，调戗东进吴淞，等涨潮后再西进。 船顺潮而东疾行，吴淞口快到，茅老大发现前面有日军检查舰。王季芬、宋邦宰一合计，立即决定四个人身份，宋邦宰充当“船老大”，茅老大充当“伙计”，王季芬和周志英充当搭便船的“乘客”，遇事一切由宋邦宰出面应付，旁人不得插言，以免暴露身份。船打开舱盖，露出垃圾肥，应付检查。 进吴淞口时，日军检查舰正在检查一艘货船。说时迟那时快，宋邦宰令茅老大趁机擦船而过。日军注意力集中在货船上，运枪船险过一关。 为行动方便，宋邦宰命令船先靠吴淞码头最外档。中饭时，伪警察挨船检查来了。快挨到运枪船时，正好涨潮，运枪船借外档乘势得便，未等检查，拔蓬启航，又躲一关。 运枪船西航不久，一艘强盗船正从小船上抢货，运枪船赶紧绕开航行。行至南门港对面时，一艘日舰航来，并开了一枪，这一关检查避不过了。宋邦宰令打开大舱，关紧中舱，以虚掩实，接受检查。王季芬与大家相约说，万一暴露，就隔舱拉响手榴弹，鱼死网破。 木船靠上日舰。舰上跳下一个日军，持一根铁杆子。他不往敝开的灰肥舱戳，而是打开紧盖的中舱，戳来戳去好一阵，查无可疑。日本兵盯住王季芬和周志英盘问干什么的。王季芬说是在上海做苦力现在搭船回家的。日本兵要求拿出“帽子”。原来，在上海日本人那里做苦力的都有一顶日本人发的日式“小工帽”的。王季奋不知这个情况，拿出草帽。宋邦宰知道日本兵的意思，立即机灵地对日本兵说，“帽子的有，忘记在上海没有带来”，并把《通行证》递给日本兵看。日本兵看了，挥手吼道：“走！”运枪船瞒天过海，得胜前行。 天黑潮退，船难以前往，泊锚江南宝华港过夜。 9月6日（农历八月初五）早晨，运枪船出航，航到崇明西沙北航道，两艘日军汽艇开来。危机再现。宋邦宰令船往左前方浅滩穿。汽艇大，不敢穿过来，且望上去是一艘装垃圾的破船而已，即自东去。运枪船以“小”欺“大”，又闯一关。 9月6日下午2时许，运枪船终于安全抵达南通大明港。 因运枪船无法按时到达，化装钓鱼的接应人许斌已撤走。宋邦宰等为防止暴露目标，将枪械卸下藏于芦荡里，令茅老大将船开走。 这时，当地土匪樊明德部队人员在不远处张望，幸未发现。为防意外，宋邦宰一面派老婆寻找陆朝桢接枪，一面请附近可靠的群众朱文斌、陈凤鸣、王其宝等二十余人，将武器疏散。这时天下大雨，宋邦宰与朱文斌冒雨在芦荡里反反复复多次搜索检查，防止枪械转移时散落或遗漏。 晚上6时左右，大雨不停，陆朝桢带了部队前来接应，冒雨将武器转运到大成镇郁锡宝、郁仲达、倪耀成等宅进行装配整理，共有步枪五十四支，机枪四挺，盒子枪三支，子弹十二箱（一万余发）。第二天，宋邦宰向崇总点数交验，准确无误，完成任务。 在这次运枪期间，一波三折，步步惊心，先父宋邦宰因神经高度紧张，风雨中反复奔波检查枪支，淋雨浸水过多，竟得了严重风湿症，以致成痼疾，以后在繁重的工作中又多次发病。 我先父与茅隆昌老大等这次惊心动魄的运枪经历，曾在今年4月4日上海《新民晚报》的《崇明抗战纪实》长篇连载中有记。 1941年秋，先父宋邦宰接受江海挺进支队司令鲁平山（即梅嘉生）、政委成功、参谋茅荣交给的任务，到路南任情报工作两个月，为消灭企图投敌的邱冠生部作出重要贡献。继而，接受通海行署交给的任务，到启东购买生铁，送到海门三星镇制造武器，途经海门通济桥时遇到封锁线敌人袭击，虽然侥幸撤出，但神经再次受到刺激，旧病复发，行走失调，双足失灵，卧床不起，直到1943年才有所缓解。后又接受通海行署主任任天石安排，继续负责交通站工作。 1946年，先父宋邦宰奉命撤至上海工作。为应付敌人检查，先父与四名同志在沪组成一个“甲”，先父任甲长，从事党的地下联络工作，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 全国解放后，先父曾一度往返于沪通两地，以做小生意谋生，后因各种原因停业返乡，协助当地开展土地改革。1951年，政府分配先父搞黄麻运输，1952年又指示先父搞浸洗黄麻互助组，并任组长。1953年，经友介绍，先父到上海塘沽路拜师学习铅丝工艺。1955年因风湿症行走不便跌伤，回乡后先后任初级社副社长、高级社副业主任、生产队长等职。1955年，政府根据优抚政策，评定先父宋邦宰为二等甲级革命残废荣誉军人。1965年，公社分配先父到社办铅丝厂工作。1971年，先父因患中风，在家养病。1979年3月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先父生前经常对我们晚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教导我们不要忘记过去，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综观先父的一生，虽为革命而致残，但毫无怨言，抱病在身，身残志坚，党叫干啥就干啥，一片丹心跟党走。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现在，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教导，沿着父辈的足迹，不断前进！ 尊敬的父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
写于201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