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新四军，永远跟党走（讲话提纲）——秦兆

  一、新四军成立的历史背景
       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中国早有准备。
       早在1937年前，日本军部制定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在华北拟用八个师团占领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五省；在华中拟用五个师团进攻上海、杭州湾，并在登陆之后向南京作战；在华南拟用一个师团占领广州。提升以海军控制沿海及长江水域，占领各战略要地。这样，日本准备用14个师团的兵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进宛平城搜查，并要求中国撤出当地驻军。这些无理的要求遭到中国军队拒绝，日军即向卢沟桥驻军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第29军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始。
      日本趁此大举增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7月28日夜，第29军军长宋哲元奉蒋介石命令从北平撤退到保定。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日军占领天津。8月初，日军以30万兵力向华北大举进攻。11月8日太原失守，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到处烧、杀、抢、抄、抓，暴行累累，罪恶滔天，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二、 新四军成立非常艰难   
       联合抗日，红军改编。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193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佰榘再与国民党谈判，为了抗日，停止内战，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声明中国共产党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些经过多次谈判才达成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
       而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非常艰难。南方八省14支红军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于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编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  然而，谈判非常艰难，蒋介石根本不承认南方还有红军游击队。他采取了“南剿北和”的战略，企图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后来，在日本军队于8月13日攻打上海，威胁南京的情况下，蒋介石才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结改编成抗日部队的主张，但是，他又力图派国民党的将领去控制这支部队，从而使谈判处于僵局。
       当时，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回到上海，得知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叶挺也在上海，经潘汉年安排，与叶挺相约，商谈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周恩来希望叶挺参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请叶挺向他熟悉的陈诚等人表示愿意领导这支部队，通过他们再向蒋介石做工作。叶挺听后，欣然接受，并到苏州找他的老同学陈诚、顾祝同等，这些老同学听了叶挺的介绍也都赞成这个改编方案，叶挺还建议改编的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接着陈诚与顾祝同向何应钦打电话汇报了此事，何也认为合适，并向蒋介石作了请示。蒋介石经考虑后认为：叶挺早年南昌起义、是共产党员，但十多年过去了，又没什么联系，况且当年都在孙中山身边，还救过宋庆龄，他在北伐战争时是名将，想通过叶挺来掌握这支红军改编的部队。于是，便同意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知，宣布经蒋介石核准，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6日，蒋介石电告熊式辉等南方各省主席：鄂豫皖边、湘鄂赣边、湘粤赣边、浙闽边和闽西红军游击队，统一交新四军军长叶挺调遣使用。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认为蒋介石不商量就把这事定了？！于是找周恩来，周恩来把整个过程又报告了一边，毛泽东听了后说：能不能请叶挺到延安来一趟，谈谈新四军成立后的打算，周恩来把这一情况通知了叶剑英，叶剑英找了叶挺，并在叶剑英的安排下，叶挺从武汉出发经西安，于11月3日达到延安，叶挺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关于新四军未来，他们谈得很深，毛泽东这时代表中共中央同意叶挺任新四军军长。
       三、新四军成立     
       叶挺在武汉组建新四军工作。经过不懈努力，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开始起步。这时,叶挺以十年中积聚起来的革命热情，在武汉投入到组建新四军繁忙的工作之中。1937年11月9日从延安返回，当月12日到武汉，13日就以新四军军长的名义对记者发表谈话，呼吁全国人民、各党各派团结抗日。12月23日，项英从延安到武汉，当天晚上，叶挺就同项英就组建新四军问题作了深入而认真的讨论。在武汉叶挺还会见了从红军游击队来的付秋涛、高敬亭等，了解红军游击队的情况；听取懒传珠关于延安来的干部情况的汇报。叶挺还邀请和动员了许多故旧及亲属参加新四军。这样，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把新四军放在何处，蒋介石是颇费了思量。开始，蒋介石担心把新四军放到敌后，会造成“天高皇帝远”的隐患，还打算把新四军放在后方选个地方控制起来。他想到了福建和江西，又顾虑那本来就是新四军他们活动的区域，山高林密，只怕是养虎为患；蒋介石就找来黄绍，希望浙江辟地为牢，给新四军以制约。黄绍摇头，所言也极有道理：“浙江是领袖的家乡，驻共产党的军队，恐怕不宜。”蒋介石左右掂量，还是把新四军挂到三战区，放到日寇嘴巴底下。顾祝同担心说“校长，我们不能不接受华北的教训……” 
       华北沦陷后，国民党部队，尤其是嫡系部队，几乎全部撤退。八路军深入敌后，很快得到发展，建立了大片根据地。正是华北的教训，使蒋介石警觉，上海、南京失守后，他特意把韩德勤的部队约10万兵马留在苏北，皖北也留下了廖磊的7万部队。顾祝同听这么一说，他感到应该在苏南再“作个眼”。蒋介石心里有数：这个顾墨三，和共产党打交道，确有长进。“墨三，你和希夷（指叶挺）是黄埔同学，交情不浅，他那个新四军又挂在你三战区，该怎么办，办法由你来想，这个我是放心的。”蒋介石还说：“毛泽东和我下了这么多年棋，现在不过是换了个棋盘。那些招数，是瞒不过我的。我把新四军摆在江南的意思，他明白得很；他同意新四军去江南的用意，我也很清楚。毛泽东实在是聪明，借着我这个委员长的令箭，建立共产党的‘关中’，这个买卖实在是划算！”
       军服不给，军费打折。 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后，服装要更换，向国民政府要一万多套棉衣和其他生活用品，何应钦不批，竟说：新四军打游击，不需要军衣。对于军费开支，常规的国民党一个军为20万元左右，新四军打报告每月需要16、6万元，结果只批准了6、5万元。周恩来知道这事后，一方面向蒋介石做工作，一方面希望叶挺通过国民党党政要员中的老关系，争取对新四军的支持和帮助。于是，叶挺在武汉看望了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陈诚，又到屯溪会见了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利用和他们在保定军官学校同学的历史渊源，请他们向蒋介石和何应钦做工作。经过努力，军费每月增加到9万元。1月间叶挺还赴广州，通过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和其他相识的广东军政要员，要来了一批军械物资。2月14日，叶挺和陈毅一起再去屯溪，为扩大新四军的编训和防区，请拨军械弹药，与顾祝同交涉。后来，叶挺还用自己的积蓄，从香港买来了新四军干部使用的驳壳枪和望远镜。

       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转移到南昌，后又转移到歙县。红军游击队向岩寺镇集中。1938年3月--4月5日，编入新四军的南方八省14支红军游击队向皖南歙县岩寺镇集中。这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军部在5月7日迁到太平县麻村，5月26日再迁到南陵县土塘村，8月进驻泾县云岭村。
       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战士，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武器陈旧，叶挺认为，这些红军战士人瘦骨头硬,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坚持战斗，一定能组成英勇善战的队伍；同时，也感到这支队伍，在多年的游击战争环境，部队缺少训练，必须进行军事训练和正规化建设。于是，他亲自制定规划、授课、并指导部队演练；还建立军械制造所、部队医院，从此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四、中共中央指示：向东进攻，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
全面抗战路线。毛泽东指出：根据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日本侵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由于兵力不足，在其后方有广阔的地区。这些地区成为中国抗日军民发动游击战争，消耗敌人，壮大自己的空间。坚持敌后抗战，开辟敌后战场，不仅使敌人不能稳定地保持其占领地区，而且也是对正面战场的有力配合。
       但是在敌后地区作战是很艰难的，因为它是脱离自己的后方的作战，而作战的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要在敌后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就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保存、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
       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有军队，有政权，有共产党的组织,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的战略部署是要向东进攻，向北发展，向南巩固。1938年2月，毛泽东致电新四军：积极深入敌后，在广大农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创建抗日根据地。
       4月28日，粟裕率300余人的抗日先遣支队出发了，向苏南茅山地区敌后挺进。
       5月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新四军：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后，主力就可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建 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民众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5月下旬，新四军第一支队向江南进发， 6月3日进入江南，6月8日陈毅率部来到了栗水县剧新桥。
       粟裕把先遣支队在江南了解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回报。他说：昔日繁华的江南名城，如今已成死城；各种“帮会”、“大刀会”应运而生，国民党的败兵与土匪结合，成立了五花八门的游击队。老百姓白天怕日寇，天黑怕打劫，一声鬼子来了、土匪来了，哪怕是一、两个土匪或鬼子，都是举家携口谩野奔跑。
       粟裕在地图上，用他的手指在茅山划了个圏，这是三战区给我们指定的活动区域，国民党限定新四军一支队只能在金坛、溧阳和丹阳与镇江之间铁路以南一小块地区内活动，它的西面是朱永祥、南面是程式正、都是新任命的游击司令来牵制我们，北面和南面是日军严密控制的地方。在这个活动区域内，还不准越出范围去打日本鬼子、不准招募抗日士兵、不准征收公粮、不准顾问地方政府。陈毅说：这真是“狼虎之地”！问：这些游击队里有没有抗日热情高的？粟裕讲了“管文蔚、许维新、纪振刚等人的情况。粟裕还介绍了老百姓对新四军的看法：“他们衣衫烂喽，武器装备又差，能打日本鬼子吗？！”
       陈毅说：看来这一仗非打不可，而且非打赢不可。
韦岗战斗。为了打响新四军东进第一仗。先遣支队作了认真的准备，从司令部侦察得知，日军当时正调兵遣将，向武汉进攻。从南京至镇江的公路上，日军的车队来往频繁。而这一带是丘陵地带，小山多，适合打伏击战。经过反复研究，粟司令决定在韦岗伏击日军的一个车队。
       1938年6月17日。天亮之前，粟司令就带领100多人悄悄进入了伏击地点。早上9点多钟，从镇江方向果然开来日军的5辆汽车，为首的还是一辆轿车。车队一进入伏击区，粟裕便高喊一声：“打！”当第一辆汽车离我军只有五十米远时，侦察连的机枪手一个点射，击毙了驾驶汽车的日本兵。后面的四辆汽车，一辆挨一辆停下，驾驶汽车的日本兵一个个被打死。这时有两个日本军官右手高举军刀，带领剩下的二十几个日本兵，嚎叫着向我军冲来，我军的伏兵从四面八方冲向敌人。日本兵看到自己被包围，准备用刺刀拚杀。我伏击部队的战士则用刺刀长矛向敌兵捅去，还有的同志抓起烂泥巴往日本兵的面部和眼睛上乱丢，有的日本兵眼睛被烂泥巴击中，我伏击部队的战士就趁机缴了他们的枪。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战斗，这股敌人全部被消灭，共计打死日军土井少佐、梅村大尉以下三十多人，缴获步枪十二支、手枪两支、军刀两把、望远镜两具、军旗一面、日钞近万元，烧毁日军汽车五辆。难得的是，先遣支队没有一个伤亡。战斗结束，威震江南——蒋介石发贺电，国民党中将“借”战利品。
       韦岗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已经沦陷了半年的苏南敌后，引起了异常惊人的震动。当时在苏南，没有人敢与鬼子作战。这一战，立即使新四军的名声大震，成为抗日战争中的经典战斗。一时间，镇江、溧阳、句容等地群众，纷纷赶到先遣支队驻地，参观缴获的战利品。
       老百姓把韦岗战斗作了神奇的宣传，有的说新四军打死了八百、八千鬼子，指挥打仗的粟裕司令，是个双枪司令，一枪能打十个鬼子，还传说新四军马上要打南京、上海。
       建立茅山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1939年11月7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水西村正式宣告成立，陈毅同志任指挥，粟裕同志任副指挥，统一领导第1、2支队和地方抗日武装。陈毅、粟裕同志在水西村遵循党中央“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并从苏南抗日斗争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党的“三大”法宝，把茅山的抗日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创建和发展了苏南抗日根据地，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五、向北开辟苏中根据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发展苏中抗日根据地。早在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就致电新四军书记项英：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分兵进入镇江、苏州、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5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长江局、东南分局项英，新四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创建游击根据地。同日中共中央给江苏省委指示：目前中心任务是加强对乡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创建游击根据地。5月22日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指示：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内即应建立一个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工委，发展游击战争；江苏省委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去，并从上海动员革命分子、党员、积极分子到那里去工作。11月14日，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发出指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到海边，不到海边，决不停止。
       中共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坚决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就着手准备开辟苏北根据地的工作。要向北发展，必须突破长江天线。长江之中有个杨中县它南岸接近丹阳，北岸邻接泰州，是一块理想的渡江跳板。拿下杨中、新老洲，再在江北岸夺取一块桥头阵地，新四军部队从苏南直奔苏北。
       驻在杨中县的国民党部队，是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属的最反动的张少华部队的贾长富团。这个团大都由地痞、土匪组织而成，贾团在杨中县无恶不作，百姓狠之入骨，纷纷请求新四军讨伐。
       陈毅派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率部进攻杨中，并相继在长江北岸建立桥头阵地。（管文蔚率的挺进纵队原来是苏南丹（阳）北抗日自卫团，它是在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国民党数十万大军不战自溃，江南大好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国民党的逃兵、汉奸、土顽退到乡下，大发国难财，自封司令、队长比比皆是，江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迫切要求抗日自卫，丹北自卫团就在这种形势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38年6月陈毅率新四军一支队挺进敌后，来到江南，他与管文蔚商谈，将丹北抗日自卫团命名为丹阳游击纵队。到1938年9月，陈毅派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刘炎同志到丹北，将丹阳游击纵队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为司令，郭猛为政治部主任、张震东为参谋长，归新四军一支队直接指挥。）
       1938年9月，管文蔚命令方均率挺纵二支队渡江，在长江北岸控制江都县境内的嘶马、大桥、塘头一带地区。1939年1月，新四军王必成率部，以迅雷不及俺耳之势，多路出击攻打杨中，一夜解决战斗。在攻打杨中时挺进纵队三、四支队在韦永义、梅嘉生率领下渡江，与二支队会合，将嘶马、大桥、塘头、杨中连成一片。
       东进抗日，郭村保卫战。郭村位于泰州西北、江都东北的一个村、镇，是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指挥部管的防区范围，也是叶飞同志带领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驻地，那里在党的长期领导下，群众基础比较好，抗战以来郭村已经建立起地下党组织，而且进行了许多艰苦的工作，群众对我新四军进驻非常欢迎。但苏鲁皖边游击纵队指挥部，便对我实行了大包围，妄图消灭我新四军。我军本着团结抗日的精神，一面严词拒绝，指责李长江应该与我合作抗日；一面婉言提出，我军暂时借住郭村待机东进。并派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到泰州去和李明扬、李长江商谈合作抗日事宜。6月27日李也派他的参谋处长来我处谈判、侦察。
       二李受韩德勤的跳动，先是要求撤离郭村，以后发出最后通牒，限期在三天内撤出郭村。
       纵队领导：司令员叶飞、政委管文蔚、政治部主任姬鹏飞、参谋长张潘开会研究，根据当前形势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动向，以及我军实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部署动员，作了充分准备。
       就在这时，一名地下党员郑少义送来情报，她说：陈同生已被李长江扣留，泰州城里的李长江部队已经出动了，明天就开始向郭村进攻。6月28日李长江纠合三个纵队，加上张星炳的保三旅，共集中13个团的兵力，对郭村四面包围，轮番进攻。挺纵将部队收缩于郭村、西周庄坚守。在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利用李部各路之间的互不配合的弱点，采取积极防御、灵活机动的战术，逐次击破进攻之敌，稳住了郭村阵地。这时奉命增援的苏皖支队由陶勇率领昼夜兼程二百余里，进入郭村，协同挺纵打退了李部的多次进攻。
       7月1日，根据挺纵和苏北特委的决定，在李部的第三纵队第八支队担任支队长的共产党员陈玉生率部起义，到达长江之滨的大桥地区控制了江南江北的通道。在李部第二纵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长的王澄、连长姚力等在泰州北面的港口率部暴动，逮捕了李部二纵队五支队长陈东生，并俘虏了支队的全部人抢，取得了郭村保卫战的胜利。
       接下来跟踪追击，拿下塘头。因为它控制着二条新四军东进必经的大河，又盛产大米，可解决给养。7月4日，便拿下塘头。这时，在取泰州易如反掌的情况下，陈毅命令停止攻城，收兵于城郊面粉厂，造成与李明扬谈判的有利条件。
       为了争取二李中立，陈毅派朱克靖到泰州和二李谈判，朱克靖在北伐时期曾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李明扬是三军副军长，两人友谊颇深。朱来到泰州见李明扬，表明新四军团结抗日诚意，不打泰州，是尊重友军及老前辈，希望互助互让共同发展来推动抗战，李明扬对此求之不得，连忙放出陈同生、周山，并陪礼道歉派出专使送回挺纵。陈毅要李明扬团结抗日协助东进，如果将来韩打新四军时，希望他能保持中立，李对此一一答应。这一胜利，为新四军东进抗日，建立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新四军北上，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苏中根据地。1940年6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粟裕率领部队经过溧阳武进向江北进发，穿越公路、铁路、堵过敌人封锁和抗击、终于渡江达到苏北塘头，7月8日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胜利会合。
       7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组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刘炎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为政治部副主任。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九个团，约7000余人。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叶飞，辖第一、第四、第五团；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辖第二、第六、第九团；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刘先胜，辖第三、第七、第八团。
通过整编，统一了建制，统一了指挥，部队军政素质有所提高，面貌为之一新。
       部队整编后，首要问题是在何处建立根据地？经过研究、分析、对比，一致认为东进黄桥，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最为合适。于是，苏北指挥部立即部署东进，陈毅做了动员：这次东进，只能胜利，不能失败，背水一战，决不西返，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
       7月25日苏北指挥部率部东进，25、27日通过“两李”防区，新四军则夺路而过，韩德勤发现新四军东进，即命令何克谦率保安第四旅由黄桥及其以南地区向北攻击，命令陈太运警税团由曲塘南下至北新街一带，南北夹攻，妄图消灭东进的新四军。
       指挥部分析了何陈的不同与矛盾，决定对何坚决打击决不手软，28日全歼灭何部两千余名，并争取何部特务团陈宗宝起义。29日新四军占领黄桥。东进部队乘胜攻克靖江狐山、西来等日伪据点。根据中央稳步发展苏北的指示，新四军驻黄桥后，即派出干部、民运工作队和服务团，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
       8月初，成立了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由苏北指挥部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兼任办事处主任，主持地方行政和战勤工作。8月下旬，成立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管文蔚任主任、陈同生任副主任，朱毅、韦一平、薛汉阳为委员；同时成立了泰县、泰兴、如皋、靖江四个县政府，委派惠浴宇、陈同生、梁灵光、刘万里为四个县的县长。
       九月中旬，根据中原局指示，成立了中共苏北区委员会，陈毅任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粟裕、刘炎、刘先胜、叶飞、韦一平、吴仲超、陈光为委员。成立了泰兴、如皋两个中心县委，泰兴县委书记由韦一平担任，领导江都、泰兴、太县、靖江四县的工作；如皋中心县委领导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崇明五县工作。从此，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逐步开展起来。
       但是，韩德勤对黄桥建立新四军根据地视为心腹之患，待其主力集合之后，必然对新四军发起突然袭击。果然不出所料，韩德勤在蒋介石、顾祝同的授意下开始了军事行动。8月23日韩在东台开了三天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方针：即先集中主力消灭陈毅部队，然后北上歼灭八路军黄克诚。8月31日韩德勤下达了作战命令，要各部向黄桥附近地区进攻。
       9月3日韩德勤开始进攻。右翼“两李”和陈泰运在新四军的有效争取下，进展缓慢；左翼军由韩一一七师、独立六旅、保安一旅组成，是进攻主力大胆冒进。陈毅决定严守自卫立场，采取以退为进、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分割围歼的战术来对付敌人。9月5日，保安一旅占领了营溪，一一七师猛攻古溪。6日苏北指挥部下令反击，迅速攻克营溪全歼保安一旅。韩在营溪受阻之后，指令坚持反共的保安九旅张少华进驻姜堰，严密封锁新四军的粮食通道，并夹住李明杨、陈泰运两部。这对新四军极其不利，为此苏北指挥部决定，攻取姜堰，13日发起进攻，14日占领姜堰。
       姜堰战后，为了团结抗日，陈毅同志曾经数十次函电韩德勤，又邀请各地士绅开会，宣传团结抗日主张，促成中间人士出面调停，出于各方共同利益，都表示：要向韩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可是韩德勤凭他兵多粮足，统领十万大军，而我军不过7千。因此，他反共气焰嚣张，各方人士的团结抗日，他根本不听，并乘机提出“新四军如有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姜堰是个好地方，当地人称“金姜堰、银曲塘”。韩认为我军不会白白退出姜堰，故意提出这个要求，是向我进攻的借口。陈毅完全洞悉韩顽阴谋，在姜堰邀请各方代表开会，会上公开表示：我军为了达到苏北合作抗日，愿意退出姜堰，9月30日，把姜堰交给泰州“两李”和陈泰运接防。韩德勤还是命令几万大军向我进犯，是想坚决把我军全部消灭。他调集了几万兵力，分三路向我进攻：一路以其嫡系89军、独立6旅由海安出发，从东北方向杀向黄桥；二路以李长江各部和陈泰运的警税团，作为右路纵队从西北方向压向黄桥；三路以五个保安团为左路纵队由郭心冬指挥，从东南方向围向黄桥。
       指挥部对此作了认真的分析，认为形势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路主敌，并对军民做了全面动员和充分准备，部队迅速进入了阵地。10月4日，韩德勤的33师直逼黄桥，由于我军事先对火力配置、距离测量都搞好了，所以等敌人过来，就猛烈射击，打得很准，敌人死伤很大，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已经消灭了顽独立六旅，顽军中将旅长翁达自杀。指挥部决定，乘胜追击，围歼顽主力89军和一一七师，经过激烈战斗，顽军已被包围，师长活捉，军长李守维淹死在掘尺沟河中。至此韩军第89军及独立6旅几乎全军覆没。共歼韩军一万一千余名，其中生俘军官600余人，士兵300余人。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韩德勤见大势已去，逃向兴化。海安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控制了海安，就能控制长江，向东海边发展，于是，苏北指挥部把海安作为追击目标，新四军指挥员奋勇追击直奔海安，一部分转奔东台。
       六、皖南事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斗争中不断壮大，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却把日益发展的民主根据地和人民武装视为心腹大患。随着人民抗日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也越来越露骨。1940年秋，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扩大瓜分世界的法西斯战争。这时，日本为了称霸亚洲，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英美想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增加了对华的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竭力拉拢蒋介石集团投靠自己；苏联为防止日军北进，继续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德、意两国则极力劝说蒋介石加入其军事同盟。蒋介石为了能左右逢源，便把这种国际形势看成是大举反共、消除其心腹大患的难得时机。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无理要求50多万八路军、新四军缩减为10万，从而策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要求，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的大义为重，以团结御辱、共击倭寇为念，为顾全大局，挽救危机，一方面据理力争，以事实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攻击和无理要求，另一方面作出让步，声明中共为顾全抗战大局，相忍救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需宽限时日。12月8日，国民政府又以何、白名义发电，重弹“皓电”老调，进一步制造反共舆论。9日，蒋介石下达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的手令。就在新四军准备撤离皖南期间，蒋介石命令江南的顾祝同部队秘密部署包围皖南的新四军，策划在新四军北撤途中突然进行围歼。10日，蒋电令顾祝同：若至期新四军仍不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同时又电令李品仙等部，准备在江北和苏南堵击新四军，并有意泄露新四军即将北渡的消息和北渡路线，使日寇加紧了对铜陵、繁昌、无为之间长江的封锁。
       12月下旬，第三战区在徽州秘密召开师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确定由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任总指挥，统辖皖南的国民党军各部队，拟定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兵力编组方案。12月29日，上官云相秘密下达了围歼新四军的实施计划，调集了第五十二、第一○八、第四十、第一四四、第六十二、第七十九师及新七师等7个师约8万余人的兵力，布下“围剿”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陷阱。皖南上空顿时战云密布，新四军处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之中。
       皖南，这是一片战斗的土地，更是一片深情的土地。新四军组建不久，皖南便是指挥中心所在地。三年来，这支人民子弟兵同皖南人民建立了难以割舍的血肉深情，老百姓听说新四军为了抗日大局将要离去，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依依不舍的心情，涌现出了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场面。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抗敌报》告别专号上发表长篇社论《临别之言》和由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署名的《告皖南同胞书》，以表明新四军撤离皖南是正大光明之举。当天夜里，乌云笼罩下的皖南一片漆黑，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分三路北移。
       次日，部队经过跋涉，陆续集结于茂林地区。由于冒雨连夜行军，官兵衣服淋湿，十分疲劳，军部通知各纵队在茂林附近休整一天。6日下午，当部队继续前进时，突遭8万多国民党军队的袭击，新四军顿时陷入重重包围之中，被迫进行抵抗。新四军的9000多人中，还包括大量的随军家属、从上海武汉等地投奔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等非战斗人员。在10倍于己且装备精良的敌人面前，新四军将士没有屈服，他们在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的率领下，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进行了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杀。
       7日拂晓，当皖南部队各路纵队分别通过各指定山岭时，又遭到国民党主力部队的攻击。北移部队继续向星潭进发，但由于遭到国民党军拦击，前进受阻。7日下午，军部在百户坑召开会议，决定折回原路，经高岭转向太平。8日，新四军被迫改向西南廉岭、高岭方向行动，遭到顽军第七十九师阻击不能前进。当日晚，军部决定第二纵队和军部直属队改向西北高坦、茂林方向突围。9日，第二纵队至高坦向茂林突围时遭顽军第一四四师阻击。叶挺决定率部从铜陵、繁昌间渡过长江，但沿途又遭顽军阻击难以突围。10日，各部队先后退至石井坑浴血奋战。12日，顽军以5个师的兵力对新四军实行向心合击。新四军指战员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仍然不畏强敌，奋勇拼杀。老三团第三营指战员防守石井坑以西高地，抗击顽军第一四四师和新七师的联合进攻，伤亡惨重。当日晚，叶挺决定部队分散突围。13日，军部突围时又陷入重围。
       整整7个昼夜，皖南的阵地上，洒满了新四军将士的鲜血，回荡着新四军将士的呐喊。至1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阵地全部失守。除约2000人突出重围外，一部分被打散，大部分壮烈牺牲和被捕。军长叶挺冒着生命危险下山赴顽军阵营谈判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中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皖南的这些中华健儿们，他们没有牺牲在抗击日寇的战场上，却倒在中国人自己的枪口下，他们的冤魂将永远飘荡在皖南的青山碧水之间！

       [叶  挺(1896—1946)   原名为询，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生于广东省归善(今惠阳)县秋长镇周田会水楼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2年考进广东陆军小学，1915年升入湖北陆军第2预备学校，1917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1919年任粤军少校副官，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参加讨伐桂系军阀莫荣新部。1921年调任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1营长。1922年参与讨伐陈炯明叛变的战斗。1924年以国民党员身份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8月回国，9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11月任第四军12师34团团长。1926年第34团改称第四军独立团，仍任团长。5月率独立团先遣北伐，攻汀泗桥，克贺胜桥，破武昌城，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叶挺本人被誉为北伐名将，晋升为第25师副师长。1927年升任第24师师长。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叶挺率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同年底，任广州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潜往香港。1928年赴莫斯科，因受到共产国际不公正对待，遂流亡德、法，与中共组织脱离了关系。1932年秋回澳门隐居。
       1937年春为参加抗日迁居上海，受周恩来委托，参与把分散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工作。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下，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把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入国民革命军陆军序列，为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11月，叶挺赴延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抗日战争路线、方针、政策。返武汉后即开始新四军的筹建工作，并介绍友人朱克靖、沈其震、黄序周和亲属叶辅平等参加新四军。12月25日与项英在武汉共同主持新四军军部的成立。1938年初，赴香港、广州为新四军筹措军费、物资。返部后整训部队，指挥部队向敌后挺进。1938年6月9日任新四军委员会副主任。1939年3月在新四军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上作《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的报告。4月率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赴皖中，主持组成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整编江北部队；并去立煌县（今金寨县）与国民党安徽省当局会谈。9月上旬离皖南去重庆，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军费、编制等问题。因叶挺拒绝蒋介石要他加入国民党的要求，蒋介石也不解决新四军增加军费、编制的问题，叶挺便返回澳门家中。194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委员会主任，7月返回新四军军部。10月，指挥新四军皖南部队打退日伪军对皖南的第二次大“扫荡”，收复了被国民党军弃守的泾县县城。11月，中共中央任命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1941年1月4日，率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在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中，叶挺临危受命，指挥新四军北移部队奋力抗击。在命令部队分散突围后，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被扣押，旋被囚于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长达5年余，曾书《囚歌》以明志。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营救，于1946年3月4日获释。3月5日叶挺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于3月7日复电，接受叶挺入党。4月8日，叶挺由重庆飞延安，因飞机失事遇难。叶挺为中共中央军委1989年确定的33位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一。]
       项 英 遇 难 实 录
经七天七夜苦战，新四军九千多人，唯有第一纵队一千多人在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率领下杀出重围，其余少数被俘，大部战死。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顾祝同曾下令：“一网打尽，擒拿叶项。”叶挺既已被捕，项英成了众所关注的焦点。然而，项英却去向不明。项英是难抓的。此人是一位“老游击”，向来在深山老林中出没，何况那一带正是山高林密之处。上官云相于十六日发出给安徽第六保安司令部的电报，悬赏五千银元，捉拿项英。电报命令：“希迅饬泾、南、繁各县立即发动全县乡保甲长按户清查，毋使漏网。”项英却音讯杳然。
       项英哪里去了呢?国共双方都关注着。直至一九四一年四月，才算有了消息：那是安徽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乡镇时，在玉屏乡查获一形迹可疑的人。经审讯，此人供称名叫李正华，乃第三战区特务密查员。可是又拿不出证件。经再三审讯，此人忽然招供，说自己的真名叫刘厚总，曾任新四军团长、副官，皖南事变时随项英等四十多人逃离战场。他们躲入深山石洞之中。“废历”（即阴历）二月十六日，他把项英打死，逃走……
       县长一听，此事事关重大，对刘厚总的口供将信将疑。于是，在四月二十八日，由本县特工陪同刘厚总进山。他们在羊肠小道上攀登，时近中午，才走近一石洞。据说，那是杀死项英之处。特工正欲进洞，忽有三个穿黑色短衣者出现。刘说“不是好人”，特工分头搜索。混乱之中，刘厚总乘机溜之大吉！特工进洞，查得棋子四颗，洋烛小半支，小梳子一把，表明洞中确有人住过，但无尸体。由于刘厚总逃了，此案也就成了悬案……
那个石洞，当地人叫蜜蜂洞。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刘厚总又被抓住。据供认，他把项英打死，抢得国币二万四千多元，黄金八两五钱。他要求办理自首手续，并论功行赏。谁知，国民党皖南行署将他关押。后来在一九四二年冬，用绳索捆绑，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看守楼下第六号牢房。据说，刘厚总在监狱里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在囚室之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七日在渣滓洞实行大屠杀，把刘厚总放了。在兵荒马乱中，刘厚总企图逃命，却因抢登卡车，被人捅了一刀。这时，正好被驾车路过的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到，带他上车，走了一程，又把他甩掉。这样，刘厚总便死于那一片混乱之中……
       中共获知项英被刘厚总谋杀的详况，是在一九四二年。除了项英外，获知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也死于刘厚总之手。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写了《关于项英、周子昆被谋杀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密送延安。报告中写道：项、周于去年三月中旬在皖南山中埋伏，被随行副官、叛徒刘厚总谋杀。彼时，与项、周同行者李志高（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谢忠良（第二科科长）等计二十余人。彼等为皖变后逗留皖南最后一批人员。项、周虽主张过江，但特别迟疑，不立下过江决心，总以交通不畅为虞。李、谢等以项、周应负失败责任，对项、周不满，形于辞色，且曾公开反抗，屡屡分家。项、周均不良（宜）于夜行，颇有依赖李、谢帮助之意，见李、谢不肯，只好暂时分住数处，徐图过江。项、周与李、谢等共分住四处，在深山中，相距均为三四里不等。李、谢等带了七八人住一处，项、周仅带一个特务员及刘厚总共四人同住，而以刘厚总专任对外与李、谢等联络之责……
       最后查清项英之死，是在一九八○年——项英死后三十九年。
       出人意外的是，江西省百货公司宜春分公司的一位副经理居然打开紧闭了多年的嘴，说出项英之死的真实情况。站出来说话的是“四人同住”中的唯一在世的人，即那个特务员。他叫黄诚，当年是周子昆的警卫员。
       一九八○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党史专家胡华作了《关于党史上若干问题的辅导解答》报告，内中说及皖南事变，说及项英、周子昆之死，提到了警卫员王成。黄诚看到了胡华的报告，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激动万分。他于一九八○年四月五日给胡华去信说，“我就是您在讲话中说到的那个警卫员王成——应该是黄诚”。
       据黄诚回忆，在七昼夜的激战之后，他和周子昆二人突出重围，来到石井坑后面的大山里躲了几天。很巧，有一天在一个大坑里，竟遇上了项英等十来人。于是，他们二人就加入了项英的队伍，在一个大山的包谷棚里躲了个把月。到了三月初，他们跟军部的参谋刘奎接上了头，并找到了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于是在三月十一日夜，他们由刘奎带路来到了莲坑，住在中共地下党员姜其贵家中，算是吃了一顿“美餐”——煮熟了的玉米饭。翌日拂晓，在姜其贵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山。那山极为险峻，半山腰有个险峻的小山洞——蜜蜂洞。洞里只能住四人，其余的人住在山下的山坳里。住在蜜蜂洞里的四人是项英、周子昆、黄诚以及项英的副官刘侯忠(也就是刘厚总)。住下之后，项英和周子昆找了些石子作棋子，在一块石头上下起棋来。这时，外边下起大雨，以至雨中夹雪。到了夜十一点钟左右，他们入睡。由于洞深处有些潮湿，黄诚就躺在最里面，然后由里向外依次躺下的是周子昆、项英、刘侯忠。在拂晓前，黄诚正睡烂熟，突然响起砰、砰两声枪响，他被惊醒。这时，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照在他脸上，使他眼花缭乱，紧接着，又响一枪射中他的右臂，他昏迷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刘奎他们上了山，进了洞，才知刘厚忠叛变，打死项英、周子昆，抢走钱财，潜逃了。他们见黄诚的心还在跳，就把他抬下山，安排在老乡家养伤。然后，又上山，把项英、周子昆的遗体转移到另一个山洞，所以国民党特工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遗体被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黄诚的信，才彻底揭开项英之死的内幕。
       七、重建军部 
    蒋介石一手制造皖南事变后，于1月17日发布“通令”和“谈话”，竟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将叶挺交“军法审判”，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峰。
    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相忍为国，顾全大局，在军事上始终保持了克制状态，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在政治上、舆论上对这一暴行进行了猛烈反击，奋起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损害民族利益的血腥罪行。1月17日深夜，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封锁，将题词刊登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上，广为散发。周恩来、廖承志等人在重庆和香港，通过各种渠道向全世界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正义人士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中共中央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同胞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粉碎少数民族败类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铁的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纵横大江南北，驰骋华中敌后，不断壮大，愈战愈勇，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人民武装。
       八、继续东进到黄海边，开辟通如海启根据地
1940年黄桥一仗，打垮了韩德勤的十万大军，整个苏北的抗日局面大大改观，陈毅同志主持召开了苏北第一次参政会议，成立了苏北行政委员会。苏中的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四县，那里还囤积着3万5千顽军部队和400多名日寇，他们和睦相处，已经有两年多了。但在黄桥决战后，他们争取时间、重整兵马，待机在起。这时，继续东进已经成了新四军坚定不移的行动方向。这个任务是陈毅亲自交代给陶勇的。
第二天新四军东进部队和通如海启地区地下党汇合。于海安见到了钟民、梁灵光、周一峰、陈伟达、洪泽。梁灵光汇报了情况，并反映了当地百姓盼望新四军早日东进，尽快拯救他们。接着摊开地图细看顽军的兵力部署。顽军6纵徐承德占领石港，保安一旅詹长佑驻扎在马塘控制了如皋。
东进告别海安，来到掘港，它位于黄海边上，是如皋县东部的重要城镇之一。新四军纵队领导机关和如皋中心县委确定暂时设在此地。
为了统一指挥苏中通如海启国共两党的军队，按苏北行政委员会决定，组织通如海启游击指挥部，聘请国民党政府战地参察团团长季方先生为司令任命徐承德保安一旅旅长薛承忠为副司令，陶勇、陈同生等参加指挥部工作，并决定开会研究团结抗日问题。
但是，这个会不是好开的，刁难百出。保安旅詹长佑提出了一个难题，要求周一峰同志回保安一旅共事，他想：如果共产党胜利了，他认为真心和共产党合作，如果共产党失败了，把周一峰交韩德勤，认为他与共产党合作，是为了放长线吊大鱼。经过陈毅司令员同意，把周一峰同志回保安一旅。接着掘港会议开起来了，并签署了团结抗日的协议。
掘港会议后，新四军纵队7团留在掘港一带活动，王澄、姚力率领的第八团向启海一带活动，后来的茅呈、韩念龙编为9团在通海地区活动。
这时，我党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将分区范围的县政府接管过来，建立了民主抗日政府，梁灵光、叶胥朝、顾民元三同志分别担任了南通、如皋、启东县长。
       九、东进黄海边，改编海防团
       1940年底，陶勇率部队奉命东进掘港黄海边，那里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虽然，陆上的敌人障碍已经消除了，但海上，从长江口到连云港的近海区域为各式各样的海盗分段把持着，沿海的渔民、盐民受害不轻，无不痛恨这批海盗，同时，对我抗日和根据地建设、运输货物、部队转运都很不便，影响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陶勇认为建立和巩固通、如、启、海抗日根据地，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必须以大海为依托，使黄海成为我军的后方，而且，可以打通与上海、浙江、山东等地的联系。决定对海上游杂部队，积极开展工作，进行整编、改造工作，使之为我军服务，同时，发动渔民，建立护渔自卫队。
       陶勇对这一带海匪活动进行了调查、分析，抽调主力部队，一举歼灭了作恶多端的渔霸王明中海匪部队，通过统战工作，联络改编了陆洲舫匪部；同时，对海匪头目孙二富，在海滨的何家灶进行了伏击活捉，并把他押送到掘港我军司令部里。
       那时，孙二富想，这回，自己肯定没有命了。陶勇对孙二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他出身贫苦，能讲义气，也有一些民族意识，可以教育、争取。所以，当陶司令见到孙二富时，对旁边的人说：“给孙松绑”；同时，对孙二富严肃而平静地教育他、开道他、希望他弃邪归正，与新四军一起打鬼子。并说：只要掉转枪口，过去的账可以不算。当孙答应不做海匪之后，给予释放。孙二富对陶司令的不杀之恩感激万分，表示回去后把另一头目吴道生一起约来，听候收编。
       过了几天，听说孙二富没有下海，这有接受我军收编的可能，把这情况报告了陶司令，陶司令说：要继续抓紧工作。
       于是，司令部派朱坚、顾秀华及警卫员3人，经过三天的寻找，到了3月8日在苴镇东南的四乔乡秦家荡渔民程维忠家找到了孙二富，孙说：的确有投奔我军的打算，但有顾虑多端，怕新四军不信任他，怕新四军纪律严受不了，还对缴了他的武器没有还给他有怨气，因此，他说：收编之事得和吴道生商量，我虽然是大队长，但人、枪、船都是吴道生的……。
       经过几天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孙二富愿意和我们谈判。过了两天，孙二富如约到了司令部。经过陶司令的亲自教育和做工作，孙二富决定弃暗投明，表示“司令看得起我，我一定跟司令好好干，不过没有和吴道生商量，不知道他怎么样……？陶司令当即指明，“只要你决心下了，就好办，先把人马带过来，成立一个特务营，归海防团建制。我写信由你给吴道生，督促吴道生走你的道路共同抗日救国。”谈判很顺利，孙二富一切都同意了，陶司令叫朱坚把没收的武器都还给孙二富。
       孙二富感动地说：您放心让我回去，我决心动员另外两人，如袁国祥、吴道生海盗头子，我约他们来，一起做你陶司令的部下。
       “这话当真？”
       孙二富立即发誓“决无反悔”双膝跪在陶司令面前。陶司令哈哈大笑，叫他起来！将一支驳壳枪还给了他。
       孙二富的收编，对其他海匪振动很大。吴道生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开始动摇起来，有点拿不定主意，但又顾虑多端。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孙二富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地来到部队，报告吴道生的海盗船搁浅在洋口港上，要陶司令与吴道生谈收编事宜。
       陶司令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亲自去与吴道生面谈。到海盗船上与海盗头子谈判是很危险的事，政委刘先胜不放心，决定派一个连护送。陶勇认为斗争的功夫在嘴上，力量在党的政策上，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跨上骏马，在警卫员的陪护下，风驰电挚般地直奔吴道生停泊的老坝港，只见海滩上停着吴道生的两条大船，陶司令立即下马，准备上船与他面谈。因事先没有和吴联系，担心突然上船，可能发生误会，朱坚提出先与孙二富上船，动员吴上岸来谈，陶司令同意后，孙二富上船告诉吴：陶司令在岸上等着，想和你亲自谈谈怎样联合起来团结抗日、、、开始吴推托的说：大队长，你和他谈吧！你作主好啦。孙二富接着说：陶司令来的目的就是要和你当面谈谈，你不上岸不好吧！他们谈了一阵，朱发现吴有犹豫和顾虑，于是，朱坚提出留在船上，如发生意外，拿我试问。吴的部下听了讲得有理，也动员吴上岸，最后吴道生终于同意上岸谈判。陶司令对吴道生愿来谈判，表示欢迎，并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从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从今后的发展趋势，对他进行了深刻教育。在陶司令教育和党的政策感召下，吴接受了收编方案。收编孙、吴海匪的成功，在军事上、政治上对我军来说是巨大的胜利，从而促进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
       在陶勇司令员的努力下，我军一共收编了沿海海匪800多人，船200多条，枪200余支，加上我原苏中海防团吴福海所部的骨干，成立了苏中海防纵队。陶勇亲自兼司令员。
       十、“清乡”与“反清乡”
1941年7月1日，汪氏政府清乡委员会开始推行“清乡运动”。 网易历/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其在华中地区的统治，授意汪氏政权于5月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侮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负责指导“清乡运动”，该运动在军事方面由日军负责，伪军配合，在政治方面则均由汪氏政府负责。“清乡运动”以“军政并进，剿抚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方针，向纵深开展。首先从苏南地区开始，其次在太湖东南、上海郊区及苏淮特别区进行，接下来又在镇江、苏北及浙江部分地区展开，最后在安徽、广东、湖北部分地区推行。 网易历h“清乡运动”的第一步是“军事清乡”：日伪军在清乡地区修筑碉堡炮楼、封锁沟、封锁墙、竹木篱笆，拉设铁丝网、电网，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然后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第二步是“政治清乡”：汪氏政权在清乡地区广泛宣传“中日亲善”、“和平建国”，在对群众进行宣传的同时，实行编组保甲、连坐联保，组建警察保安武装，推行自首和策动告密的方法，以强化法西斯统治；第三步是“经济清乡”：汪伪政权在清乡地区实施严格的物资统治政策和物资封锁禁运政策，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第四步是“思想清乡”：汪氏政权在清乡地区建立机构控制学校，出版报刊，组织“青少年团”，开展反共教育。　　
        转战在“清乡”圈内外，抗日史上光辉一页
       1942年冬，日本在国际处境日益困难，为了摆脱困境，急需在中国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迫蒋投降的阴谋，准备对我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更加疯逛地“扫荡”、“清剿”。
在向我苏中进行清乡时，首先选择了临江濒海、地处上海对岸，对其威胁最大，又盛产粮棉油鱼盐的苏中四分区，作为它的“清乡实验区”。
这个试验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日寇从苏南抽调了有清乡经验的第61师的四大队和部分宪兵；另有3个警察大队、5个清乡大队以及大批特工、伪行政人员担任清乡任务；同时，将伪军第32师、第34师整编为十个保安大队，再加上第22师两个团，日伪总兵力为1万4千余人，其中日军为6千余人，对我四分区清乡。此外，还从苏南苏中地区收集了500多万支毛竹和大量木材，作为竹篱笆的材料。
       竹篱笆从由南通的天生港向北，经白蒲、丁堰，再向东沿串场河，经岔河、马塘、掘港、南坎，直到黄海边；还从天生港沿江向东经青龙港、永隆，直到寅阳镇，扎起了280多公里的篱笆封锁圈，圈进了四分区三个半县，29个区，沿封锁线设了150多个大小问检所，碉堡、了望哨林立，企图把我抗日武装消灭在清乡圈内。
       新四军第1师3旅旅长陶勇根据当时所处的形势，立即召开旅党委会，研究对策，作出部署：从主力部队抽出大批骨干力量，充实地方武装，加强政治保卫队和锄奸队，分散在清乡圈内，开展群众性游击战，区乡各级都及时组织了游击连、联防队坚持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原地斗争。将大部分主力部署在清乡圈外，有的在南坎、九门闸之间，有的在白蒲、骑岸沿边，有的在岔河附近，有的在三余三阳之间活动。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于1943年7月1日晚9点，在陶勇同志统一指挥下，发动群众、各级武装分段警戒，动员3万5千军民，在东起南坎西至丁堰南到天生港的280多里长竹篱笆封锁线，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战，这一夜，浓烟滚滚，火光烛天，日伪苦心经营三个多月的竹篱笆封锁线，一夜之间化为灰尽，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伟大胜利。
       十一、苏中七战七捷，为解放战争作贡献
       1946年6月，在苏中地区，国民党军用5个整编师15个旅，约12万人的兵力，由南通到扬州一线，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新四军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集中19个团，约3万余人，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于7月13日至8月27日，进行了著名的苏中战役，经过宣家堡、泰兴战斗，如（皋）南战斗，海安战斗，李堡战斗，丁堰、林梓战斗，邵伯战斗，如（皋）黄（桥）战斗，共七次作战，歼敌6个旅5个交警大队，共5万3千余人。战役结束后，延安总部称之为七战七捷。

       1、宣家堡、泰兴战斗。
       从7月13日到15日，不到60小时，宣家堡、泰兴战斗结束，歼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美式武器。
       2、如（皋）南战斗。
       从7月18到21日，共三天时间，战斗结束，歼敌1万余人，其中俘虏6千余名，缴获大批枪、炮。
       3、海安战斗。
       从7月30到8月3日，连续进行了4天多战斗抗击了5万多敌人的多次进攻，最后赢得了胜利，杀伤敌人3千余名。
       4、李堡战斗。
       从8月10日到11日，尽用了16小时战斗，打得干净利落，俘虏官兵5千多，毙伤3千余人。
       5、丁堰、林梓战斗。
       从8月21日到23日，这次战斗，用二天时间，乘虚而入，出敌不意，彻底歼灭交通警察第七纵队及其他部队，俘虏交警官兵2千余名，毙伤敌人1500余人，还缴获武器车辆等。
       6、邵伯战斗。
       从8月23日到26日，用了4天时间，结束战斗，毙伤敌人2000余名。
       7、如（皋）黄（桥）战斗。
       从8月25日到27日，这次战斗，我军歼敌1万7千余人，其中俘虏敌军官兵1万2千余人，毙伤敌军5千余人。
       上述七次战斗，取得了巨大胜利，为解放战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战争史上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十二、新四军战绩
       战绩辉煌。
       一是消灭了敌人，缴纳了武器。
       对日作战2万4千次；对顽军作战3千2百次。
       抗击和牵制日军16万人，伪军23万人；毙伤日伪军29万3千人，俘虏日伪军12万4千人。
       二是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自己。
       解放国土25万平方公里，人口3千4百万，建立苏、浙、皖、豫、鄂等五省八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成立时只有1万另3百多人，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壮大为9万6千人，地方武装21万5千余人，民兵90多万人。为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国家党政军领导人、国家部门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和国家著名人士。
       十三、新四军成功的原因
新四军取得成功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二是靠统一战线；三是有扩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四是新四军的“铁军精神”。
       十四、附：新四军军部变迁的地址

       （１）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叶挺、项英在汉口太和街２６号（现胜利街３３２－３５２号）成立新四军军部。在这里工作和居住过的新四军将领有叶挺、项英、张云逸、周子昆、曾山等。郭沫若也在此居住过。新四军军部在这里约１２天。
       （２）１９３８年１月６日，新四军军部迁移到江西南昌市象山南路三眼井友竹花园７号。这里原是北洋军阀张勋１９２３年建的公馆。１９２７年，该建筑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王钧的住宅。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将王钧的部队歼灭。军部组织改编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宣布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下辖４个支队和１个特务营。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全军共约１．０３万人。第一、二、三支队和特务营奉命于２月至４月间到达皖南岩寺地区集中进行组编点验和军政训练，第四支队集结江北霍山县流波瞳。军部在这里３个多月。１９３８年４月军部迁移。
       （３）１９３８年４月４日，新四军军部由南昌迁至皖南歙县的岩寺金家大院。岩寺，位于徽州盆地中心，地势开阔平坦，古称岩镇，现为黄山市徽州区政府所在地。军部在这里约３个月。１９３８年７月军部撤离。
       （４）１９３８年７月至１９４１年１月，新四军军部迁至安徽泾县城西２５公里外的云岭。新四军军部在这里驻扎约２年零５个月。云岭北濒长江，西依九华山，南临黄山、太平湖。叶挺在这里指挥新四军时间最长，直至皖南事变发生前夕。他在这里还写下这样一首诗：
       云中美人雾里山，立马悬崖君试看。千里江淮任驰骋，飞渡大江换人间。
       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后，率领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开创了苏南、苏北、皖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和淮海等抗日根据地。１９３９年５月，新四军一部北渡长江，在皖中庐江县东汤池主持建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铁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初，叶挺指挥皖南部队将进攻泾县云岭的１万余日伪军击退，共歼敌近３０００人。在争取和扩大新四军兵员、装备、给养、防区等方面，叶挺等人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与斗争。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９日，蒋介石发出“佳电”：“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至１９４１年１月３０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１９４１年１月底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调集７个师８万余人的兵力，包围、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驻皖南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人员及部分部队，浴血奋战８昼夜。但终因寡不敌众，部队弹尽粮绝，除２０００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失散、牺牲或被俘。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项英牺牲，叶挺在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先后被转到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监禁５年多。毛泽东得知后伤感不已，将叶挺在延安的两个儿子接到家中安慰说：“我的家也是你们的家。”
       （５）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０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军部设在江苏盐城泰山庙，在这里驻扎约７个月。军部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７个师和１个独立旅，全军９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
       （６）１９４１年９月５日，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江苏阜宁县陈集乡停翅港。村中有一个大水塘，水塘中间有一个约２亩地大的墩子，传说凤凰在这个墩子上停过翅，因而这墩子就叫凤凰墩，这个村便称停翅港。这里地形复杂，周围皆芦苇，便于隐蔽；傍倚阜淮公路，交通便捷，是个能攻能守的好地方。新四军军部在这里驻扎１年零３个月。
       （７）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５日，新四军军部迁至江苏盱眙县黄花塘乡。黄花塘原名黄晖塘，又名黄昏塘。当地军民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将该塘深挖，增加蓄水量，张云逸、罗炳辉提议改名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期间，代号为“黄河大队”。在此期间，军部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指挥抗日，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进攻，在苏、皖、浙、鄂、豫五省开辟了８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军部在这里约２年零２个月。
       （８）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８日，新四军军部迁至江苏盱眙县东南约５０公里外的千棵柳村。千棵柳村是由卢家圩和吕家圩两个小村子组成的（今名长江村）。新四军军部在这里指挥新四军顺利进行了战略反攻以及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新四军军部在这里约７个月。
       （９）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新四军军部迁移至山东临沂城兰山路中段德国天主教堂后院。１９４６年１月７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新四军军长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政委，副军长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４月罗炳辉任第二副军长兼第二副司令员），黎玉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军部设在此，教堂门前挂“新四军军部”、“山东军区司令部”两块牌子。新四军军部在这里约１年零２个月。
        （１０）１９４６年１２月，新四军军部设于临沂河东区九曲镇前河湾村。前河湾村靠近沂河，对面就是临沂城。陈毅、张云逸等在此指挥了著名的宿北战役、鲁南战役、临沂阻击战，召开了华野前委扩大会议，镇压了叛匪郝鹏举等。这里是新四军军部最后一个驻地。１９４７年１月新四军改属华东野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