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交通战线在反“清乡” 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

党的交通工作，是我党在革命战争时期进行上下级联系的重要命脉，是战胜敌人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清乡”斗争中，我苏中区党委、四地委对交通工作十分重视，为了适应反“清乡”斗争的需要，及时下达指示、作出决议，遂步建立和改革党的地下交通网络。交通战线上的交通员坚决贯彻党的交通工作“迅速、确实、机密、安全”的指导方针，在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日夜兼程，积极开展工作，为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积极应对，严密组织交通，为适应斗争需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43年4月，日本侵略军对苏中四分区实施了“清乡”，苏中四地委领导分区军民进行了艰苦的反“清乡”斗争。在反“清乡”斗争准备阶段，为了积极做好反“清乡”斗争的准备工作，适应精兵简政和反“清乡”斗争的需要，四地委认真贯彻落实苏中区党委1942年冬在南坎召开的关于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会议精神，成立了四地委交通工作委员会，将苏中第四交通分局改名为苏中第四交通站，作为四地委交通工作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在县成立交通支站和县委交通科。1943年2月，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反“清乡”斗争的严峻形势和艰险环境，四地委认真贯彻苏中交通工作会议精神，作出改革四分区交通工作的决议。四地委在批准的关于加强交通工作委员会与各级党委双重领导的文件中，非常尖锐明确地强调“交通为根据地血脉，是反‘清乡’斗争中的指挥助手，没有它，我们会支离破碎，趋于死亡。”1943年3月，四地委书记吉洛同志在给海启县委的指示信中两处提到交通工作，强调“交通联络对战时有决定意义，应特别具体、详明的布置，并立即抽调干部以加强之。”
在反“清乡”斗争准备阶段，四地委交通工作委员会对交通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和准备：一是调整了地委和县委的交通领导班子，强调干部地方化和充实基层领导；二是调整交通干线和支线，形成网形交通机制。干线交通担负县委以上的联系，支线交通担负县委向下各区的联系（区设区站），统归地、县交通站与县、区委员会双重领导。四分区及所辖各县的交通机构接受双重领导，也就是在接受上级交通委员会（交通站）领导的同时，也要接受同级党委领导，使交通工作成为党委的一个重要部门。同时，建立了网形交通，如县一级的网形交通，达到使所有区的交通站都要与邻近的区站相互连通，县支站可灵活地指定一些区站负责担任干线的交通任务。通过实行双重领导和建立网形交通，不仅提升了党的交通工作部门在反“清乡”斗争中的地位，而且也适应了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在反“清乡”斗争中流动范围大，移动频繁的需要，达到了党的领导机关不管流动到那里，随时随地都能联终上；三是调整充实力量，提高交通人员的素质。将素质达不到要求的交通人员调开，调进高素质的党员加强交通工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整个交通队伍的党员达到百分子七十，其中如皋县（现如东县）比例高达百分子八十。为形成一支本质好，能吃苦耐劳，能应付艰险环境，临危不惧的交通队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还增加了交通工作人员，增设了交通机构。如，东南行署交通支站从38人增加到58人，交通区站从5个增加到10个。四是制定了适应斗争形势需要的通信制度。比如，明确规定，只送党的文件，不送私人信件和人员，信函限定为火柴盒大小，收发、出差化装、归站及时汇报等等。反“清乡”斗争的实践证明，做好的这些准备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正如有一位交通员在反“清乡”斗争取得胜利后深有体会地说，在反“清乡”斗争中，如果没有上级的指示，没有友邻地区的互相配合，相互支持，得不到敌人的有关情报，我们就无法活动，就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情报交通传递不灵，或者失误、泄密，都会给反“清乡”斗争带来很多不利，或造成很大损失，遭到严重挫折。
二、依靠群众，坚持原地斗争，为开展交通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3年6月，日伪军在“军事清乡”失败之后，开始实施“政治清乡”，这就给我党的交通工作如何坚持原地斗争增加了难度。2016年9月27日，我们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驻会人员在南通市康复医院老干部病区四楼慰问采访93岁高龄的离休干部倪永轩（南通市邮政局原局长）时，倪老回忆了当年那场反“清乡”斗争的历史。当时，他是地下交通员，在南通县的三余恒兴站工作。主要负责与如皋（今如东）县的兵房站联系，向西同南通县的各区站联系，向南与通向海启的东余站联系。当时，恒兴是日伪军强化“清乡”的重点乡，驻九门闸的日伪军经常下乡编保甲，造户口册，贴门户牌，发身份证，该站的同志想方设法依靠群众，坚持原地斗争。站的交通员大多是本乡人，有家庭作掩护。唯独他是从外乡调去的，他想出个办法，化装成种田人，认了一门亲，做这家的寄儿子，平时帮助寄爹家干活，和这家关系很好，按老人的话说，真是和群众鱼水相连，生死与共。在当时，没有电报、电话，没有汽车，党的地下交通员就靠着两条腿完成转送情报、文件、护送同志和物资等交通任务。一条条地下交通线，就象人身上的血管一样，把被敌人封锁割裂的革命根据地接通搞活了。在日伪实行一户“犯法”十户“同罪”强行联保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仍敢担风险，愿意保护我们党的地下交通员。倪老说，当年他在做地下交通工作中，从恒兴站到东余站联系，要走贡安乡这条小路，途中还要过一条较大的河，他们每次送信，过河都要靠当地群众用小船或大脚盆送他们过河。当时，广大交通人员坚持隐蔽在群众中，做到言语、风俗习惯、穿衣等与群众一样，依靠群众反封锁。交通人员吃饭一般都在群众家里搭伙，不带行李，群众家里的棉被被交通员睡破了，也没有怨言。
平时，只要是交通人员一到交通站，附近的群众就一边劳动，一边为交通员放哨。比如，有一位交通员住在群众家里，有一天，东方刚发白，当家的老人出去放牛，当发现有几十个伪军将要进村时，他迅速赶回家中把情况告诉了交通员，并说明走出去很危险，让其装熟睡着不要作声。然后，老人从鸡棚里提了一只老母鸡，又从缸里拿出十几个鸡蛋放在瓢里。不一会儿，一个伪军冲进门来，老人连忙招呼：“老总，老总，你们辛苦了。”随即把老母鸡和鸡蛋塞进伪军手里。此时，这个伪军把枪朝肩上一背，手拿着鸡和鸡蛋，还探头朝房里瞧了一眼，见里面的人正在酣睡，没有再多问，转过身来走了。关心、爱护交通工作人员的不仅有成年人，还有少年儿童，他们为交通站站岗、放哨，传递敌情动向。如1943年秋，有一天，交通员陈莫在执行任务后回交通站时遇上敌人埋伏。对这一敌情他一点也不知道，是交通站陆纯贤的妹妹告诉他的。当时，这女孩子只有十一岁，她发现此敌情之后，在家门口边剥毛豆，边向远处望着，当她看到陈莫从远处向交通站走来时，急忙拿着篮子，装着上街的样子走出家门，在与陈莫擦肩而过的瞬间，低声对陈莫说：“站上不能去，有敌人埋伏！”于是，陈莫立即从沟边转向另一个方向走开了。反“清乡”斗争取得性利后，陈莫在回忆文章中说：“那次能够避开敌人，化险为夷，完全靠这位小姑娘给我传递的敌情。”实践证明，地下交通战线上的交通人员要坚持原地斗争，确保人在站在，必须依靠群众，只有依靠群众，才能顺利开展工作。人民群众是交通战线做好工作的可靠后盾，尤其是在反“清乡”斗争那种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如果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交通工作就寸步难行。
三、灵活机动，沉着果断应敌，为闯过道道难关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日伪在实施“清乡”的过程中，在我苏中区内的大小集镇布满了“梅花桩”式的据点，根据地被敌人切成许多小块，交通站处在“梅花桩”式的据点群之间。在公路和河流等交通要道，没立了层层关卡哨所，并从丁堰向东，经掘港至海滨，构筑了几百里长的封锁竹篱笆，企图截断我交通联络和人员来往。日伪妄图隔绝“清乡”区内外的联系，把我们党的地下交通站、情报站、短枪队作为剿除的重点。所以，我党对反封锁和保证上下级领导机关之间的联系十分重视。为了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交通员有时扮做卖盐的，做小生意的，有时装农民走亲戚。他们采取隐蔽、掩护等多种方法，对付敌人的封锁、袭击。取消机关办公形式，采取办公、联络、住宿三分开的“一站三点制” ，减少暴露目标的可能性。在执行任务时，一般采取“双人制”， 经过化装的，探路的人走在前，藏信、藏文件的人走在后，两人保持一定距离，发现敌情，就用暗号，通知后面的同志及时隐敝或转移。在通过的路线上，为了避开敌人，有时绕道走，有时夜里走，有时要走偏僻小路，有时就在庄稼地里过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交通工作人员都能灵活机动，沉着果断应敌。比如，南通县十总站的交通员丁洪涛，一次去余西站送文件，途中突然遇上日本鬼子，丁洪涛急中生智，一看前面有一老人正吃力的推着装满棉花秸的手推车，他急忙上前打招呼：“老伯伯，我帮你推车，” 并迅速把文件塞进棉花秸内，那老人家看了他一眼，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急忙停下车，让丁洪涛推车，他拉着车向前走。一会儿鬼子穿过他们身边，连看也没有看就走过去了。
又比如，1943年4月，东南县领导机关转移到东兴乡的海边上活动。一天清晨，交通员陈真从县委出发，到三阳镇北面的郭超伯（县交通站副站长）家里传达县委指示。因这天雾大，陈真在路上看不清前面的情况，可当他走到运河转弯处时，突然发现河岸上有10多个伪军和两个日本兵，押着10多个民夫，拖着一条装满皮棉的船，船上还坐着几个日本兵。当时，陈真距离敌人很近，如后退，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要逃也不易逃脱。陈真挎的小竹蓝里藏有一张东南地区的交通图，如被敌人查获，后果不堪没想。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他沉着镇静，稍放慢脚步向前走，等到敌人离他只有十几公尺的时候，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坦然朝左边田里一站，笑眯眯地给敌人让路。此时，走在前面的两个日本兵连瞧也没有瞧他，走在后面的一个伪军，一边走一边歪着头问他：“你是新四军？乡长，保长？”他始终微笑着，摇摇头表示都不是。等敌人全部走过之后，他不慌不忙地朝着原来的方向往前走去，由于他沉着果断应敌，终于安然脱险。
四、日夜兼程，随时受领任务，为配合反“清乡”斗争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由于在反“清乡”斗争中采用游击战术较多的关系，有的县、区党委书记差不多每天都要移动地方，有时一天要移动几次。在这种情况下，对交通工作人员送急件就增加了难度，也显得更加紧张和辛苦，有时刚执行任务回到机关当夜又随机关转移或再接受送急件的任务。所以，不仅受领的任务多，而且受领的任务必须日夜兼程，快速完成的也多。可是在反“清乡”斗争中，交通人员全靠的是一双铁脚板赶路，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都必须做到日夜兼程，人调信不停。尤其是从日伪“延期清乡”到1944年1月的“高度清乡”期间，正处于严寒季节。交通员们不怕困难，冒着严寒，踏着冰雪执行任务，有的绕道日行百里，避过敌人驻剿或“清乡”队伍，安全地把信件送到目的地。由于天气寒冷，有的走海边的线路，海边泥水结成薄冰，形成冰滩，交通员们必须踏冰而行，每次执行任务回来，脚上总有破皮的血迹。有位交通员说：“红军能爬雪山，我们交通员也能爬冰滩。”1944年的端午节后，朱家饭店干线站一位同志赶到吕四交通站，送来一封带有井字（表示风快）的密信，关照这封密信随到随送。此时，交通员黄士仁同志刚出班回来，饭也没有吃，其他交通员都不在，他知道带“井”字信的重要，一刻也不能耽误，于是，他主动向领导请求由他传送。他匆匆吃了两口饭，将卷起的信件，缝在裤脚管里，拿了根竹竿，急忙向田埂小路走去，此时，天已黑了，他为了赶时间，走近路，急忙奔走了20多里路后，当他走到海界河大桥时，发现桥中间的桥板被人抽掉了，他意识到可能有敌情，为了迅速渡过河去，他用在河边芦苇中捡来的一块小木板，人爬在木板上，在黑暗中用力划水过了这条大河。然后，走上了预定的交通线，很快赶到目的地，把信当面交给了海东区委书记梅永熙同志的手中。由于他克服困难，连夜奔走，按时完成了送信任务，受到了梅书记的赞扬。
交通员们除了完成地委、区委、部队之间大量文件、情报、信件、报刊等传递任务外，还要完成对部队和地方人员的护送任务。比如1944年，叶飞同志（当时任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兼三分区司令员），一次到盐城军部开会，回来时要通过通扬河回河南地区。他带了一个连想从钟家涵子一带过河，可敌人封锁得严密走不过去，叶飞派参谋找到交通员蒋月平，蒋交通员很机灵的指出了便于通过的路线，并想法为部队搞到过河的船只。叶飞同志顺利到达河南之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敌人的封锁、扫荡，直接支持和配合了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交通战线上的交通员们一个个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反“清乡”斗争的交通战线上，他们在岀色地完成传送信件、护送人员等光荣任务的同时，自己也负岀了很大的代价，有些同志光荣的牺牲在战斗岗位上。比如，东南县的海中交通中心站，在1944年5月至9月的5个月期间，先后发生了3次交通员被捕杀的事件。交通员们没有被敌人的淫威吓倒，他们继续战斗在交通战线上，用实际行动反对敌人的破坏。其他交通站也程度不同的发生过类似被敌人破坏的事件，交通员们英勇不屈，站址暴露了，立即转移，交通线被破坏了，新建交通线，同志被捕牺牲了，又有同志毅然地顶上去，继续开展工作，使交通线始终切不断摧不垮。除了交通人员的努力和付岀之外，交通人员的家属，为了革命事业，有的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东南县海东区交通员茅步清的父亲茅凤岐，为了保护交通站的联络地点，不幸被敌人抓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坚决不吐露半句真情，最后惨遭敌人杀害。正是由于英勇顽强的斗争，确保了通信联络的畅通，为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南通交通战线之所以能在那场艰苦复杂的反“清乡”斗争中始终坚持原地斗争，并取得了无数次顺利完成交通任务的可喜成绩，其原因主要是在反“清乡”斗争之前做好了充分准备，在斗争开始之后始终坚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斗争中交通战线上的全体交通员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连续作战的作风，灵活机动、沉着应敌、积极开展工作的结果。交通战线上的交通员们，有时虽然只是传送一封秘密书信、一份秘密文件，或护送一个同志，他们的工作不像部队指战员们整营、整团的参加某个战斗取得胜利后那样惊天动地，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兼程地完成工作任务，甚至献岀了宝贵的生命，为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加强军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为夺取反“清乡”斗争的彻底胜利所发挥的作用和作岀的贡献，既是无法估量的，也是不可替代的。总之，南通交通战线上的交通人员这种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作岀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永远载入南通军民抗日反“清乡”斗争的史册，将永流千古，代代相传。


供稿：王茂华
主编：王茂华
编辑：蒋玉武